贺子珍和毛主席夫妻十载，可惜，两人没走到最后，面对贺子珍，毛主席总是觉得自己对她有所亏欠。
1927 年，在遇到毛主席之前，贺子珍心中已有心仪之人 —— 入党介绍人欧阳洛。两人虽天各一方、失去联系，但贺子珍仍将这份感情深埋心底，可惜，最后贺子珍等来的是对方牺牲的消息。
后来，毛泽东逐渐被贺子珍所吸引。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会去找贺子珍，即便贺子珍起初总是隔着窗户与他交流，他也未曾放弃。
一次，毛泽东、朱德等人正在开会，敌人突然来袭。贺子珍毫不犹豫地骑上一匹无鞍之马，手持双枪，将敌人引开，成功化解危机后又平安归来。她的这股英雄气概，深深打动了毛泽东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接触渐多。1928 年春，他们一同前往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共同的工作让他们感情升温，最终，两人确定恋爱关系，还共同完成了《永新调查》。
1934 年，贺子珍迎来了他们的儿子毛岸军，然而，命运却对这个小生命格外残酷。由于孩子早产，体质过于虚弱，不幸夭折。毛泽东和贺子珍悲痛欲绝，但此时，第五次反 “围剿” 的局势愈发严峻，红军最终还是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了保护战友，不惜挺身而出，却不幸身负重伤，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这也为她后来的身体埋下了隐患。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漫长的十年，他们一同经历了政治上的起伏，贺子珍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他生育了多个子女。然而，不可避免的，两人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些矛盾。
1937 年，因 “吴光伟事件” 引发的矛盾冲突，加上贺子珍自身对 “夫人” 身份的不适应、文化水平的压力以及与毛泽东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她不顾毛泽东的挽留，毅然决定离开延安，远走苏联。
贺子珍到达苏联后，生活极为艰难。她生下与毛泽东的儿子柳瓦，却不幸夭折。毛泽东曾委托周恩来转交信件，委婉表示终止婚姻关系。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虽然自己的生活艰难困苦，但她依旧悉心照顾着这两个孩子。她每月从微薄的 70 卢布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孩子们买生活必需品和学习用品。这些孩子总是亲切地称呼她为 “贺妈妈”。
1941 年底，毛泽东将女儿李敏送到苏联。然而，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陷入了战火之中，贺子珍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她的精神状态也愈发糟糕。之后，她更是被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何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每当回忆起这段痛苦的往事，贺子珍总是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1947 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终于回到了祖国东北。回国后，贺子珍先在东北工作，后来定居上海。
贺子珍步入晚年，身体状况日益衰弱。1954 年 9 月，她在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时，情绪急剧波动，让贺子珍的身体不堪重负。她的呼吸变得急促，心跳急剧加快，随即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身边的人急忙将她送往上海华东医院。
孔东梅回忆起小时候，对贺子珍的发病充满了困惑与不解。“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
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发病的消息后，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坐在书桌前，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与自责。毛泽东提笔给李敏写信，信中写道：“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在医院的日子里，贺子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毛泽东虽然身处北京，无法亲自看望贺子珍，但他的心始终紧紧地牵挂着她。。
贺子珍在医院的治疗过程漫长而艰辛，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再次见到毛泽东。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这次会面由曾志牵线，汪东兴和杨尚奎精心安排。
1959 年 7 月 9 日，贺子珍被领到 “美庐” 别墅的一间屋子里。当她抬头看到坐在屋内的毛泽东时，泪水夺眶而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
毛泽东询问她在苏联的生活情况，轻轻叹了口气，问道：“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哽咽着回答：“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这次会面，是他们分别 22 年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庐山一别，贺子珍回到南昌，她常常独坐窗前，目光望向远方。
李敏继续充当他们情感的桥梁，频繁穿梭于北京和南昌之间。她会将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事无巨细地讲给母亲听。从毛泽东忙碌的工作日常，到他生活中的小习惯。
毛泽东也会通过李敏，向贺子珍传递自己的关心与问候。有时，他会精心挑选一些北京的特产，让李敏带给贺子珍；有时，他会写下几句简短却饱含深情的话语，叮嘱李敏一定要亲手交到贺子珍手中。
有一次，毛泽东特意让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一本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保重身体，一切安好。”
1960 年，贺子珍再次来到庐山疗养。次年，贺子珍因病重前往上海住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刻安排李敏代自己去看望贺子珍，并准备了珍贵的药品和营养品。隔年，贺子珍又专程前往庐山，在那里住了半年多。
后来，贺子珍因哥哥贺敏学之邀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贺子珍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
渐渐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她会和邻居们一起聊天，分享生活中的快乐。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大家都为孩子感到高兴，贺子珍也参与到庆祝的活动中，她为孩子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祝福和鼓励的话语。她告诉孩子，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做出贡献。
李敏夫妇工作繁忙，平日里陪在贺子珍身边的就是外孙女孔东梅。
在生活中，贺子珍对孔东梅关怀备至。有一次，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孔东梅不小心着凉感冒了。贺子珍心急如焚，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去中药店抓药。回到家后，她守在炉子旁，耐心地为孔东梅煎药。
贺子珍一勺一勺地喂孔东梅喝药，嘴里还念叨着：“乖乖，喝了药病就好了。” 在贺子珍的悉心照料下，孔东梅的病情很快就好转了。
随着孔东梅渐渐长大，她对贺子珍的革命经历愈发感兴趣。她会缠着贺子珍问各种问题，贺子珍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
有一回，孔东梅好奇地问：“外婆，你和外公是怎么认识的呀？” 贺子珍微微一愣，然后缓缓说道：“那是在井冈山，我第一次见到你外公，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眼神却很坚定……”
贺子珍十分注重对孔东梅的教育。她常常教导孔东梅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有一次，孔东梅在学校的考试中成绩不理想，心情低落。
贺子珍看出了她的心思，把她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一次考试失败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外婆年轻的时候，面对那么多困难都没有放弃，你也要勇敢地面对挫折。”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贺子珍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整哭了好几天。她无法接受毛泽东离开的事实。孔东梅虽然年纪还小，但她能感受到外婆的痛苦。她紧紧地依偎在贺子珍身边，用自己稚嫩的方式安慰着外婆。她为贺子珍端茶倒水，陪她一起回忆毛泽东的点点滴滴。
1979 年，贺子珍被接到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孔东梅也一同前往。在纪念堂里，贺子珍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泪流满面。
在整个瞻仰过程中，贺子珍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泪水还是不停地流淌。她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轻轻擦拭着眼泪。
离开瞻仰厅时，贺子珍一步三回头，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水晶棺上。直到被推出纪念堂，她还在不停地回头张望，回到车上，贺子珍的情绪依然低落，她静静地望着窗外，眼神中满是哀伤。
孔东梅坐在她身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试图给予她一些安慰。贺子珍转过头，看着孔东梅，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轻声说：“孩子，外婆没事。”
1984 年 4 月 19 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