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是否奠定中国现代版图”的争议，始终牵动着民族情感与历史认知。若假设清朝未曾存在，中国是否仅能保有3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接近印度298万平方公里规模)，这一问题需从领土控制模式、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权特性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一、明朝的疆域困局：名义主权与实际控制的分裂

明朝鼎盛时期名义疆域曾达997万平方公里，但实际控制区长期局限在“两京十三省”约4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其对边疆的控制呈现三个特征：

1. 军事据点的短暂性

如东北的奴儿干都司仅存续20年便撤守，青藏高原仅通过册封乌斯藏宗教领袖维系松散联系，蒙古草原则始终处于瓦剌、鞑靼等部落的周期性叛乱中，甚至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的屈辱事件。

2. 经济驱动的收缩性

中原王朝“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其仅重视可耕种的汉地，对青藏高原、蒙古草原等“非农区”缺乏治理动力。明成祖放弃交趾(今越南北部)、放任贝加尔湖地区被沙俄渗透，皆源于此逻辑。

3. 朝贡体系的虚幻性

郑和下西洋建立的朝贡网络覆盖东南亚至东非，但这类“宗主权”缺乏驻军、征税等实际控制手段。当葡萄牙占领马六甲、荷兰殖民印尼时，明朝无力阻止，暴露出“天朝上国”观念的脆弱性。

若延续明朝模式，在17世纪沙俄东扩、英国殖民印度的地缘变局中，东北可能成为俄罗斯“黄俄罗斯计划”的猎物，西藏或沦为英属印度附庸，西北准噶尔势力将与沙俄联手蚕食中原——最终“长城以北即出国”或成现实。

二、清朝的开拓逻辑：从“势力范围”到“法定领土”的质变

清朝作为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展现出与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领土观念：

1. 军事征服与行政建制

康熙平定三藩后，通过乌兰布通之战(1690年)击溃噶尔丹，将外蒙古纳入版图;1720年进军西藏设立驻藏大臣;1757年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将西域更名为“新疆”并实施军府制。这些行动使青藏高原、蒙古草原、西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体系，而非册封羁縻。

2. 地缘防御的主动性

面对沙俄扩张，清朝在雅克萨战役(1685-1688年)中两度击退俄军，虽因准噶尔牵制未能在《尼布楚条约》中保住贝加尔湖地区，但确保了黑龙江流域主权。对比明朝放任沙俄渗透西伯利亚，清朝的边疆防御更具战略意识。

3. 法理继承的关键性

根据国际法中的“领土生存原则”，民国与新中国对清朝疆域的继承具有法理连续性。清朝鼎盛时期的1300万平方公里版图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主权依据，即便晚清丧失150万平方公里，仍保有约1150万平方公里移交民国，最终形成960万平方公里的法理基础。

三、对比印度：地缘宿命与治理能力的双重差距

印度当前29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形成，恰可反衬清朝开拓的意义：

1. 地理屏障缺失：印度缺乏青藏高原式的天然屏障，历史上屡遭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入侵，难以形成持续性疆域整合。

2. 殖民遗产局限：英国殖民者虽统一南亚次大陆，但刻意保留土邦制，导致印巴分治后领土缩水25%，且克什米尔争议持续至今。

3. 治理传统差异：莫卧儿帝国与英国殖民者均未建立清朝式的边疆军政体系，现代印度对东北邦、克什米尔的控制力始终薄弱。

反观中国，若按明朝模式延续至近代，可能面临更严峻局面：沙俄吞并东北、西北后，中原核心区或将压缩至长城以南，与印度规模相当。而失去青藏高原“亚洲水塔”，长江、黄河水源稳定性也将遭受威胁。

四、历史假设的反思：超越“扩张-收缩”的二元叙事

1. 民族政权特性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需通过领土扩张巩固合法性，其“满蒙联盟”策略有效化解了草原威胁，而汉人政权可能延续“以长城为界”的保守思维。

2. 工业革命变量

部分观点认为汉人政权更易接纳西方技术，但明朝对火器的态度证明，儒家官僚体系对技术革新存在制度性排斥。即便没有清朝，能否抓住工业革命机遇仍需存疑。

3. 边疆治理成本

清朝在新疆、西藏的年均财政投入约占国库收入15%，这种成本若非少数民族政权特有的战略焦虑，汉人王朝恐难持续。

清朝的疆域贡献不应被简化为“扩张有功”或“割地有罪”的道德评判，而应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地缘博弈的产物。从《尼布楚条约》的国际法实践，到驻藏大臣制度的治理创新，清朝在传统与近代的夹缝中，为中国保留了战略纵深的可能。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18世纪的清朝在全球没有可匹敌者”——这份遗产，既是地理的馈赠，更是文明韧性的见证。

今日回望，与其纠缠“若无清朝”的历史假设，不如深思：如何让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多元文明，继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开拓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