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襄樊战场硝烟未散,孙权的一封降书送至洛阳。六十五岁的曹操望着案头文书,突然下令重修洛阳北部尉官署——那是他三十岁时整顿京畿、杖杀权宦的起点。这位掌控半壁江山的霸主,在生命最后时刻选择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仿佛在追问:这一生究竟是英雄的史诗,还是权谋的残章?
曹操的出身注定了他与士族的隔阂。祖父曹腾虽是东汉名宦,但“阉党之后”的标签始终如影随形。少年时追随袁绍混迹洛阳,不过是试图挤入士族圈子的挣扎。《后汉书》记载,名士许劭曾拒绝对他评价,直到被逼无奈才说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著名判词。
这种身份焦虑,驱使着曹操在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便以五色棒杖杀蹇硕叔父,用极端手段向士族展示决心。
初平三年的兖州保卫战,堪称曹操命运的转折点。陈宫、张邈联合吕布反叛,将其逼入仅剩三城的绝境。据《三国志》记载,军中粮尽时,程昱甚至用人肉混入军粮。
这场生死考验让曹操悟出两条铁律:屯田制保障军需,颍川士族才是治国支柱。建安元年迎献帝定都许昌后,他借荀彧、荀攸等士族精英之手,打造出“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机器。
曹操的复杂性在赤壁之战后愈发凸显。建安十五年铜雀台落成时,他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言;转头却逼死荀彧,屠戮汉室忠臣。这种矛盾在对待关羽时达到极致:既欣赏其忠义,又不得不联合孙权除之后快。
与袁绍、刘备相比,曹操的突破性在于打破了东汉的阶层固化。他首创“唯才是举”制度,从寒门提拔于禁、乐进等将领;推行屯田制,使中原从“白骨露於野”恢复到“鸡犬之声相闻”。
但这些改革终究未能突破士族垄断,《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在其执政晚期已现端倪。正如北大教授田余庆所言:“曹操架起了寒门通往权力的梯子,却亲手将梯子交给了士族。”(知乎专栏,2023)
对曹操的评价,始终随着时代思潮起伏。南宋朱熹将其斥为“汉贼”,明末李贽却赞其“是真男子”;近代章太炎称其为“中国第一政治家”,鲁迅则认为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种争议本身,恰恰印证了曹操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阳黯然离世。他留给历史的不仅是一个未竟的帝国,更是一面照见人性复杂的明镜——在秩序崩坏的乱世,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撕扯、道德坚守与权力欲望的博弈,永远比非黑即白的评价更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