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订婚”撞上“强奸指控”，法律与舆论的鸿沟如何弥合？ 近日，山西大同一起“订婚强奸案”引发全网激辩：一对已订婚的男女因婚前性行为发生纠纷，女方指控男方强奸，男方被刑事拘留。令人意外的是，多数网民选择支持男嫌疑人，质疑女方“事后反悔”“借婚约敲诈”。一起本应严肃对待的刑事案件，却演变成舆论场的性别对立与信任危机。当法律事实遭遇民间伦理，公众的“共情偏差”背后，暴露出怎样的社会症结？ 事件回顾：从“订婚宴”到“刑事案”据媒体报道，山西大同男子陈某与女子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双方于2023年8月订婚，按当地习俗男方支付彩礼18.8万元，并举办订婚宴。9月初，两人在婚房内发生性关系，后女方以“违背意愿”为由报警，男方因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案件争议点集中于： 发生关系时是否存在暴力、胁迫行为；女方事后是否明确反对或保留证据；订婚关系是否影响“性同意”的认定。网民为何“站队”男方？三大情绪驱动1. “订婚即默认同意”的民间逻辑在传统观念中，订婚被视为“准婚姻”，许多网民认为：“收了彩礼、办了酒席，发生关系是水到渠成”“事后反悔就是骗婚”。这种认知将“婚约”与“性同意”直接绑定，本质上是对**“性自主权”的漠视**。法律视角：根据《刑法》，是否构成强奸的唯一标准是发生关系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婚姻关系尚且不能豁免强奸罪（如2021年河北邯郸婚内强奸案），何况仅是民间订婚？ 2. 对“证据缺失”的合理怀疑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女方未提供身体伤痕、录音录像等直接证据，男方家属声称“女方事后仍正常商讨婚期”。部分网民据此质疑女方指控真实性，认为可能存在**“诬告勒索”**。法律警示：强奸案举证难是客观现实，但仅凭“无外伤”“未激烈反抗”不能推定自愿。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明确：女性因恐惧不敢反抗，或半推半就，仍可能构成强奸。 3. 性别对立的放大效应近年多起涉性争议案件（如阿里女员工案、清华腚姐案）中，舆论反复上演“反转-反噬”剧情，导致部分公众对女性指控持预设性质疑。此案中，网民评论如“小作文警告”“又是小仙女作案”等，折射出对性别议题的信任透支。 法律人视角：警惕“舆论审判”的三重误区误区一：用道德替代法律“收彩礼=性同意”是典型的道德归因，与法律中“性同意必须自愿、即时、可撤回”的原则完全相悖。若以民间习俗替代法律判断，将导致女性人身权利彻底物化。 误区二：以结果倒推动机部分网民认为“女方未及时逃离、继续谈婚论嫁，说明当时自愿”，但心理学研究表明，性侵受害者常因恐惧、羞耻或情感羁绊延迟反抗。法律评价应基于行为发生时的心理状态，而非事后反应。 误区三：忽视刑事诉讼的严肃性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男方仅被刑拘而非定罪。网民“未审先判”式的站队，既可能干扰司法，也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深层反思：为何法律与民意总在“性侵案”中撕裂？1. 性同意教育的集体缺位中国社会对“性同意”的理解仍停留在“不说不要就是同意”的层面，缺乏对“积极同意”（Only Yes Means Yes）的认知。若连法律从业者都难以摆脱“订婚即授权”的思维，普通公众的误解可想而知。 2. 性别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少数诬告案件经网络放大后，演变成对女性群体的污名化，导致真正受害者维权更难。数据显示，我国强奸案报案率不足10%，且定罪率逐年下降，与舆论场的“厌女”倾向不无关联。 3. 司法公开与舆论引导的失衡涉性案件因涉及隐私往往不公开审理，但信息真空易滋生谣言。司法机关需在保护隐私前提下，通过阶段性通报、专家释法等方式主动引导舆论。 结语：法治社会不能靠“站队”解决问题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本质，不是男女对立，而是法律事实与民间认知的激烈碰撞。当公众用“彩礼”“婚约”衡量性同意时，法律必须坚守“人身权利不可交易”的底线；当舆论场充满怀疑与攻击时，司法更需以程序正义筑牢公信力。 法律的意义，不在于迎合民意，而在于超越偏见。 唯有让证据说话、让程序落地，才能避免下一个“罗生门”撕裂社会信任。 #张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