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一个炎热午后，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在山西灵石县遭遇日军骑兵部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支队长陈士榘不顾王耀南的多次警告，执意带领二营冲在最前。＂我他妈的就那么倒霉，在一个地方跌两跤？我屁也不信！＂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这位勇猛支队长的倔强性格。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也无法预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八路军将士们面临的不仅是数百名精通刀术的日军骑兵，更是一场考验军事指挥艺术的殊死较量。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场惨烈的遭遇战？
一、战前态势（1939年5月-6月初）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发展迅速。5月初，师部决定在吕梁山区成立一支新的独立支队，以加强对同蒲铁路沿线的军事打击能力。这支独立支队的组建工作由陈士榘负责，他从一一五师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一支约1200人的队伍。
支队下设两个团，一团由刘德明任团长，王耀南任副团长。刘德明此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对军事指挥经验不足，因此实际的军事指挥工作主要由王耀南和团参谋长蔡正国负责。二团团长杨尚儒、副团长何以祥都是新提拔的军事干部。
5月下旬，独立支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战术训练。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山地作战、伏击战和夜间行军等科目。特别是针对日军在同蒲铁路沿线频繁使用骑兵的特点，支队还专门进行了反骑兵作战训练。
6月初，支队接到上级命令，要在吕梁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黄骅副支队长奉命前往地方，协助当地民众组建游击队。支队的其他领导成员中，林枫任政委，王麓水任政治部主任。由于缺乏合适人选，参谋长一职一直空缺。
支队组建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后勤补给问题。当时正值春耕结束，粮食储备处于最低点，支队不得不分散部队向各村寨筹粮。此外，弹药补给也十分紧张，每个战士平均只有30发子弹。武器装备也参差不齐，有的用缴获的日式三八式步枪，有的用德制毛瑟枪，还有少量的中正式步枪。
6月10日，支队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采取游击战术，以小股部队袭扰同蒲铁路，打击日军运输线。同时派出侦察小组，摸清日军在铁路沿线的兵力部署。
支队还在各村寨建立了情报联络站，由当地农民担任联络员，负责传递日军动向。这些联络站后来在灵石遭遇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并未引起支队领导足够重视。
二、遭遇战爆发（6月18-19日上午）6月18日清晨，独立支队从紫荆山出发，准备经灵石县双池镇、康城向川口方向推进。天气闷热，部队行进缓慢。支队长陈士榘和政委林枫率领支队机关及二团二营走在最前面，一团居中，二团其余部队殿后。
上午9时许，双池镇派出的两名联络员骑着毛驴赶到支队驻地，报告称康城方向发现日军骑兵活动。但由于此前常有日军小股部队在该地区活动，联络员的报告并未引起支队指挥部的特别重视。
10时左右，从灵石县双池镇以东的下毛家庄方向，陆续有农民跑来报警。他们说康城已被日军占领，正在进行屠杀。一名年迈的老农用颤抖的声音描述，日军骑兵手持明晃晃的军刀，在村子里追赶妇女儿童。
听到群众的报告，王耀南立即骑马追上前方的支队机关，在梁家沟附近找到陈士榘，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陈士榘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指着远处奔逃的群众说，这种情况他见得多了，可能只是几个日军打着膏药旗在虚张声势。
王耀南建议派出骑兵侦察，并调整行军秩序，让一团打头阵。林枫政委也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提出可以利用梁家沟的地形设伏击战。但陈士榘依然固执己见，甚至说出了那句令人记忆深刻的话：＂我他妈的就那么倒霉，在一个地方跌两跤？我屁也不信！＂
尽管如此，王耀南还是命令支队警卫连派出一个骑兵班进行侦察。政委林枫见支队长和王耀南意见不合，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二团二营继续打前锋，支队机关随二团行军。但陈士榘已经骑马离开，连政委派去的警卫员都吃了闭门羹。
11时30分左右，从前方传来零星的枪声，随后是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一名浑身是血的骑兵侦察员从马上滚落下来，报告说二团二营已经与一支约600人的日军骑兵部队遭遇，并被包围。原来，日军骑兵早已占据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正等待八路军自投罗网。
这时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日军骑兵不仅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机动性强，随时可能切断支队的退路。更糟糕的是，由于之前没有充分重视侦察工作，支队对敌情一无所知，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三、战术转折点（6月19日中午）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军骑兵已经控制了梁家沟以北的三个制高点。这时，王耀南注意到梁家沟西侧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两岸是陡峭的黄土崖，可以作为天然掩体。他立即命令一团一营占领河床西岸的高地，架设轻机枪，形成交叉火力。
与此同时，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支援八路军。下毛家庄的张顺发带领十几名年轻人，用架子车和独轮车往河床运送弹药。他们还用扁担挑着水缸，为战士们送水。一位姓李的老农主动带领部队抄近路，避开日军的火力封锁线。
正午时分，通讯员王德贵冒着枪林弹雨，用竹竿和白布条搭建起简易的旗语台。这个临时建立的通讯系统，使得分散在各个阵地的部队能够及时传递信息。特别是在日军切断了支队电台通讯后，这套土办法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地的游击队也参与到战斗中。游击队长刘铁牛带领30多名队员，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从日军后方的山沟里摸了上去。他们用土制手榴弹袭击了日军的马厩，造成敌军骑兵队形大乱。
后勤补给线的重组是另一个关键。支队后勤处长赵德山征用了当地的几座碾房，紧急加工粮食。妇女们组成担架队，负责运送伤员。还有人拆下门板当担架，用被褥包扎伤口。一位赤脚医生带着几名徒弟，在一个窑洞里设立了临时医疗站。
陈士榘此时意识到了战术部署的失误。他同意了王耀南的建议，将二团二营从前线撤下来，让他们在河床东岸构筑工事。同时，派出两个排的兵力，占领梁家沟北面的一处山岭，这个位置可以俯瞭整个战场。
战场形势开始发生转机。日军骑兵的冲锋被挡在河床前沿，他们的战马在陡峭的河岸上寸步难行。一团机枪手老张打退了三波冲锋，他的机枪位置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的目标，但这个老兵就是纹丝不动。
下午1时左右，支队建立起了完整的防御体系。东西两侧的高地都部署了火力点，中间的河床成为天然战壕。后勤补给线也初步形成，从后方的村庄到前线形成了一个传递链。游击队继续在日军后方骚扰，逼迫敌人分散兵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成为战局转折的关键点。
四、最后的反击（6月19日下午-傍晚）下午2时，日军骑兵对河床阵地发起新一轮进攻。这次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是单纯的正面冲锋，而是分成三路：中路佯攻，两翼迂回包抄。一支约50人的小分队试图从河床下游的浅滩处渡过。
就在这关键时刻，陈士榘中弹受伤。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肩，另一颗擦伤了左腿。他强撑着继续指挥战斗，但由于失血过多，很快就陷入半昏迷状态。政委林枫临时接管指挥权，与王耀南共同组织防御。
3时30分，一团参谋长蔡正国发现日军在河床上游集结，疑似准备渡河。他立即调动预备队，在可能的渡河点布置了三挺轻机枪。这个判断很快得到验证：约100名日军骑兵试图趁着烟幕掩护强渡河床，但遭到机枪火力的严密封锁。
4时左右，战况出现新的变化。从康城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原来是附近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对日军后方发动突袭。这次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成功地分散了日军的注意力。游击队还切断了日军的通讯线，造成敌军指挥系统混乱。
傍晚5时，天空开始飘起小雨。雨水冲刷着战场，河床里开始积水。王耀南意识到这是反击的最佳时机：雨天不利于日军骑兵机动，而且潮湿的空气会影响他们的火药发挥威力。他立即下达命令，调整部队部署。
一团一营和二营分两路从河床两侧包抄，三营则在正面发起猛攻。特别是三营的战士们，他们趁着雨幕的掩护，悄悄摸到了日军的侧翼。一名叫李四喜的班长带领全班用手榴弹轰开了日军的一处机枪阵地。
6时整，天色已经开始昏暗。雨势渐大，战场上弥漫着硝烟和泥土的气息。就在这时，二团二营从河床东岸突然杀出，他们用刺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位老兵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参加革命以来见过的最惨烈的近战。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日军骑兵在损失惨重后开始后撤，他们的撤退队形相当混乱，不少战马陷入泥泞的河滩里。八路军趁势追击，将敌人驱赶出战场区域。这场持续了近10个小时的遭遇战，最终以八路军的胜利而告终。
清点战果时发现，日军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多达200余具，缴获战马70余匹，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八路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阵亡32人，重伤56人，其中包括支队长陈士榘在内的多名指挥员负伤。当地群众立即组织起运输队，连夜将伤员送往后方医院。
五、战后影响（6月20日后）6月20日清晨，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当地群众就自发组织起来打扫战场。下毛家庄的村民们用架子车运送伤员，妇女们拿出家里仅存的布匹为伤员包扎。一位姓张的老大夫带着几名徒弟，挨个窑洞为伤员诊治。
这场战斗的胜利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康城、双池镇等地的群众纷纷派人前来慰问伤员，送来粮食和医药用品。特别是在双池镇，当地农会组织起了担架队，专门负责运送重伤员到后方医院。从6月20日到25日，共有超过200名群众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八路军总部派来调查组。他们详细记录了战斗经过，并对缴获的日军装备进行了清点：除了此前统计的战马和武器外，还发现了大量军用地图和情报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日军原本计划在这一地区建立骑兵据点的企图。
7月初，独立支队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他们发现，日军骑兵部队虽然机动性强，但在山地地形中作战时存在明显弱点。特别是在下雨天气，骑兵的优势大打折扣。这个经验为后来的反日军骑兵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受到表彰。一团三营营长李德山因指挥有方，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通讯员王德贵用旗语指挥作战的办法，被总部推广到其他部队。游击队长刘铁牛带领的地方武装，也因为配合得力而得到嘉奖。
这场战斗对当地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从7月开始，附近各村纷纷组建民兵队伍，很多年轻人参军参战。到8月中旬，仅双池镇一带就新发展了300多名民兵。他们不仅协助八路军警戒放哨，还参与修筑工事，建立了一道完整的防御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在这一地区的嚣张气焰。此后三个月内，日军再未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加入到支前工作中来。妇女们组织起缝纫组，为部队赶制军装；老人们则利用经验，指导部队修建防御工事。
到9月份，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建立起了完善的情报网，能够及时发现和报告敌情。运输队、担架队、缝纫组等群众性组织蓬勃发展，形成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当地还建立起了简易医院，专门收治伤病员，并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
而对于日军来说，这次失败使他们不得不调整在华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他们原本计划在这一带建立的骑兵据点被迫取消，转而加强了城市据点的防御。缴获的日军文件显示，他们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战斗力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