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华北地区，其主控权都在张作霖之手。
张作霖的确非常有优势，他的部队是当时国内最精英的部队，但他一直怀疑有人会趁他与南方部队作战时偷袭他，于是打算带领军队撤回东北。
结果就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附近，张作霖遇害了。”
这样的叙述来自庄士敦所著的《我的皇帝学生》一书里，点出了张作霖遇害时的背景。
张作霖是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在位期间，他曾多次抵制日本人诱惑，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也因此成了日寇急于铲除并大作文章的对象。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让他“万不可让此人来东北”。
张作霖所说之人乃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
张学良是多年之后才明了父亲这一交代的英明。
或许很多人不清楚，日本侵华头号间谍、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曾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长期生活在东北一带。
这其实和张作霖自发家起就和日本政府保持着较为复杂的联系有关。
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大部分由马贼组成，存在素质低下、战斗力很弱的显著缺陷。这也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战败的最直接原因。
后来张作霖也为此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奉军，为迅速提高奉军军事素质，还拨款扩建了陆军东北讲武堂，并大量采用关内出身的陆军学生。
只是，为力促奉军迅速实现近代化，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身势力，张作霖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向外购置先进武器等等。
为实现这些目的，张作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与日本有经济上的频繁的合作交往。
一方面，张作霖的奉系多次向日本政府借款，借助日本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作为交换，张作霖的奉系也许诺了日本诸多利益，如联合办矿、为日本耕种粮食蔬菜等等，使得日本在中国尤其东北地区摄取了大量利益。
这期间，张作霖为了发展军事力量，还希望日本能够帮助其扩充军备、武器和扩大地盘。
日本政府的态度尚且不表，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知道，哪怕日本政府态度暧昧，张作霖还是凭借双方一定程度的合作，从日本成功进口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还投入了高达2000万巨资扩充了东三省的兵工厂，进而完全实现了迫击炮生产的自给自足。
不过，张作霖虽然希望通过日本充实军备，却一直坚定要“独立控制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愿奉系成为日本的爪牙。
这其实是和日本政府希望张作霖能够听其摆布的妄想相抵触的，因此张作霖和日本之间的嫌隙也在逐步扩大，1928年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其实就是张作霖与日本矛盾达到了顶峰的结果。
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向张作霖提出了诸多无理要求，比如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驻港等等，都遭到了张作霖的严肃拒绝。
为此，如土肥原贤二等原本由日本政府安插在东北、充当张作霖顾问的多位间谍都主张逼迫张作霖下野，让更容易被日本政府操控的杨宇霆取而代之。
而关东军司令官村岗和他的高级参谋河北大佐则提出了一个更为彻底的方案，那就是直接“去掉张作霖”。
为此，他们制定了杀害张作霖的计划。
村岗起初是计划在北京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但河本认为在北京没有那样大胆的能够干这种冒险勾当的人，即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的监视下也不容易干成。
于是，河本联系了村岗安排的刺客竹下改为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留意其退出关外的时间和所坐的车次，将这些信息准确地通知自己。
河本和竹下的行动，其实并不能完全掩人耳目。如当时的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敏锐地发现在南满路和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
警惕的他还赶在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特地向张作霖作了汇报，作了示警。
只是，张作霖并不认为日本有这么大胆，也就没有重视这一消息。
这也导致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果然被引爆，全桥塌下，专车也被炸得粉碎。
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齐恩铭“扶入汽车回署”时已是奄奄一息，哪怕有医官全力抢救，也难逃当日身亡的结局。
临终前，他只来得及让自己的老婆芦夫人通知张学良“快回沈阳”，并让她代为传达，让张学良警惕张宗昌，“万不能让此人来东北。”
说罢不久，他也没了气息。
张作霖突然被炸身亡，让张学良在悲伤之余更感压力。
从一个儿子变为一个大人，张学良完全没有适应的时间，就不得不在群狼环伺的环境下力求保住原本的家业。
对于张作霖临终留下的遗言，尤其是让他警惕张宗昌的遗言，张学良起初或许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但他还是努力照办了。
多年后，张学良回首往事，更深觉父亲之英明。
原来，张宗昌堪称“臭名昭著的跳梁小丑”，如他回到东北，将引起诸多祸端。
张宗昌所领导的直鲁联军归属奉系，却并非奉军嫡系。
它是一支在北洋军阀混战中诞生的队伍，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军纪不良、骚扰地方而“闻名”。
后来，也是这支军队镇压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爱国运动，迎来了抗议无数。
作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更是专横跋扈、桀骜不驯。
张作霖突然身亡后，面对张学良，他更是阳奉阴违、对抗编遣、负隅顽抗，最终落得一个被消灭的悲惨结局。
其实，1928年皇姑屯事件之后，作为张作霖继承人上位的张学良成为了新的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却很快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
那个时候，蒋介石通过种种要求，试图检验张学良是否真心拥护统一。
其中，蒋介石就要求在山东一带活跃的直鲁军退往关外，也就是退往东三省一带。
但张学良有张作霖临终的交代，并不希望直鲁军退往关外，因此不管是面对蒋介石要求，还是面对张宗昌请升任其为黑龙江省督办的要求，张学良都是“屡次拒绝”。
张学良清楚自己还不具备像张作霖一样的能力和威望，让张宗昌进入东三省无异于“引狼入室”，给自己增加风险。
于是，张学良还是坚持直鲁军就地和平编遣更为理想。
张学良将这一建议与白崇禧作了商讨，后者没有反对，但要求张学良负担起编遣整理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的全责。
张学良两次电召张宗昌、褚玉璞赴奉商讨编遣办法，张宗昌都拒不出席，褚玉璞虽两次到奉，却是左耳进右耳出，并未依议行事。
可见，他们对张学良是毫不信服。
后来，白崇禧介入，和张学良共同要求张宗昌、褚玉璞“将芦台、宁河驻军先行撤退，以表诚意”，并派遣徐承熙、钱承德二人前往奉天进行监视。
张宗昌、褚玉璞表面不敢违抗，于是复电张学良“承诺”撤退，但他们尤其是张宗昌本来就对编遣协议不满，如今又被要求先从芦台、宁河撤退，就更是窝火。
张宗昌于是故意借口道路泥泞，大队人马撤退行动困难，要求张学良宽限期限。张学良一心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于是转电白崇禧，转述了张宗昌的请求，请白崇禧“予以谅解”。显然，张学良愿意宽限期限。
只是，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阳奉阴违已久，这一次，南京国民政府已没了耐心。应蒋介石要求，白崇禧复电张学良，表示张、褚“一再迁延，仍无悔祸之意”，“宽限一层，决难承认”。
张学良迫不得已，只好回电白崇禧，表示自己“不复过问”张、褚之事。
而这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一改原本的谋求和平解决的态度，表示会从速进剿，通过武力手段解决直鲁残军。
张宗昌妄图通过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拖延时间，但张学良无功而返，反而给直鲁军带来了糟糕的消息。
这个时候，张宗昌仍不死心，还特地派了代表，代替直鲁军赴天津“图接洽缓功”，却同样也是无功而返。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东征军，褚玉璞请降，张宗昌则率部潜逃，后来命断济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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