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早期时候，有一个叫李之龙的成员，这个人的经历特别厉害，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了。

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那些开国将帅大部分都还是营团级甚至连级军官，而这个时候李之龙就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海军局长，相当于海军部司令，实打实的中将军衔。

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李之龙是第一个获得将官身份的，也是共产党员中第一个获得将官军衔的人。

李之龙不但身份地位高，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也很早，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是我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

可是李之龙后来被国民党杀害后，却连一个烈士都没能评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李之龙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选择脱离了共产党，而且还特地将这个消息刊登在报纸上。

因为李之龙在宣布退出共产党的同时却保留了国民党的身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属为他申请追认为烈士时遭到了拒绝。

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经过详细的调查，又致函周总理、董必武等曾经与李之龙有过关联的人，最后得出了李之龙的死属于反动集团内部矛盾的结论，所以拒绝了其家属的申请。

其实，李之龙还是很有革命精神的，也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工作的事情，可因为他宣布退党的时期正值我党的危急关头，所以对他日后的身份认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我党历史上，像李之龙这样敢于登报退党的人并不多，他的这个鲁莽举动也伤害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感情。

当初李之龙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周恩来就对他十分照顾，处处培养他，千方百计将他调入黄埔军校政治部历练。然而李之龙在1926年5月18日发表的《广州民国日报》上，不但宣称脱离共产党，还称从此之后“受吾师蒋介石先生之指导”。

虽然说，并不能从李之龙这句话中就断定他背叛我党，但是他的这个行为确实让周恩来和董必武两人很失望。如果李之龙一直能坚定信念跟着党走，凭他的才华和资历，日后开国将帅中必然也会有他一个位置。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之龙的选择在于他个人，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后果自然也只能由自己承担。不过，李之龙对革命确实有一些贡献，因此他的妻儿也受到了组织上的照顾，党和国家也并没有因为李之龙退党就对他们不闻不问。

李之龙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之间可以说是有着极为鲜明的对比。

在2014年10月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张道干的老人给《宿迁晚报》写了一封信，由此揭开了一个93岁老兵苦寻组织70年，入党介绍人已去世，老人挖出3块银元证明自己身份的感人故事。

共产党员的身份对于李之龙来说，或许就是一根草，想不要就不要，但是对于张道干来说，却是他人生动力的源泉，即便是不被人所承认的年代，他都始终以自己的党员身份为荣。

1923年，张道干出生在江苏宿迁泗洪县界集镇杜墩村的一个穷困家庭，由于小时候家庭穷困，所以也没有读过书。

抗战爆发后，日军和汉奸不但杀害了张道干的家人，还强迫他去当伪军。张道干誓死不从，差一点被拉去活埋。好在亲戚及时给汉奸送了几块大洋，才让张道干逃过一劫。

1942年秋季的一天，马振藻和妻子杨美田在组织上的安排下来到张道干的家乡组织游击队，为了掩护身份就住在了张道干的家里。在马振藻的影响下，张道干也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后来还在马振藻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马振藻的带领下，张道干和其他战士们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顺利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新四军大部队取得了1942年冬季淮北苏皖边区反扫荡的胜利。

反扫荡作战胜利后，马振藻和妻子又被上级派到其他地方主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由于这段时间吃住一直是在张道干家，临行前马振藻就掏出了3块银元，让张道干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张道干推辞不过马振藻的好意，只好收下了这3块银元。但是他始终觉得这个钱不应该收，有机会还是要还给马振藻夫妇，所以他也就没有花这个钱，而是将银元埋在了床边的地下。

然而，令张道干想不到的是，这次分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马振藻了。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起内战，张道干所在的部队受到了国民党部队的突然袭击。为了保护我军的秘密不被泄露，负责保管文件的战士将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党员名册也被焚毁。

在解放战争期间，张道干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大别山剿匪等战斗，由于他作战勇敢，表现积极，组织上决定发展他为党员。

面对组织上派来的考察人员，张道干说自己在抗日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不需要重复入党了。然后他又对考察人员说，因为自己所在的党支部遭到破坏，自己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考察人员就劝他说，那你现在找不到组织关系，这个时候入党也是一样的。而张道干却不同意，他说等到将来国家解放了，总有一天能恢复组织关系，我是党员，又没有脱党，不需要重新入党。

由于张道干不愿意重新入党，所以他之后错过了不少机会，但是他却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因为公正无私被战友们称为“老杠头”。

1950年，张道干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他回家后立刻去找从前负责党支部的韩忠泰，希望他能够出面证实自己的党员身份。可是韩忠泰也很无奈，由于党支部遭到彻底的破坏，他连自己的身份都证实不了，对张道干自然也就爱莫能助了。

但是张道干却不愿意放弃，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四处打探马振藻夫妇的消息，希望他们可以出面证明自己的身份。可由于他不识字，将马振藻这个名字错误地记成“马振早”，所以找了很多年一直没能找到。

可是张道干并不灰心，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马振藻的机会，一有空就到附近去打听。后来当地的百姓都认为张道干疯了，怎么连自己是不是党员都不知道，莫不是想趁机捞什么好处，得到优待不成？

其实，这些都是对张道干的误会，他从来没想过要组织上对他特殊照顾。在回乡数十年的工作中，他始终兢兢业业，守着大队粮食保管员这个“肥缺”，却从来不肯为自己或者亲戚谋福利，无论是谁都一视同仁。

1998年，张道干因病住院，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可能要撑不过去了。躺在病床上的张道干对前来看望他的侄子说，自己这一辈子也值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党员关系找不回来，说着说着张道干就流下了眼泪。

侄子看到大伯如此伤心，就劝大伯一定要想开点，现在交通通信都便捷了，或许还能找到呢？然后侄子就将张道干带到大城市去治病，在侄子的鼓励下，张道干的身体也一天天恢复了。

张道干年纪大了，身体恢复后也没能力四处跑，侄子就代替他去四处打听马振藻的消息。可由于名字错误，同样是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一点消息，最后只好给《宿迁晚报》写了一封求助信。

《宿迁晚报》将此事报道出来后，在当地引起了剧烈反响，人们都对张道干的精神所感动。泗洪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经过多方查找资料，最后确认张道干要找的“马振早”，实际上应该是“马振藻”。

根据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的考证，马振藻在抗日时期确实在泗洪县主持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调到河南的商丘、开封等地任职去了，所以张道干才在泗洪县寻找了数十年一无所获。

可是马振藻已经在1991年的时候就病逝了，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张道干再次感受到了失望。不过，好在张道干的事迹引起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的关注，在栏目的帮助下最终寻找到了马振藻的妻子杨美田。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张道干还从家里挖出了那3块银元，在他看来这3块银元是党的财产，将来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他还要上交的，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把这个钱花掉。

在《等着我》栏目的安排下，张道干与杨美田见了一面，两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杨美田给张道干写了证明：“1942年冬，我丈夫马振藻在张道干家经常召集党员会。张道干都参加了，我和张道干的弟弟在外面放哨。特此证明。”

既然马振藻召开的是党员会，那说明只有党员才能参加。有了杨美田的证明，当地党组织经过深入调查后做出决定：恢复张道干的党员身份，时间从1942年开始算起。而他保存了数十年的那3枚银元，也被捐献给了博物馆。

后来有记者采访张道干，问他这些年孜孜不倦寻找党组织是为了什么？张道干回答说，自己一不要金，二不要银，就是想要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

其实，如果张道干当年在战场上接受重新入党的建议，或许他日后的人生会好许多，说不定还能够提干，但是张道干却并没有这样做。

此后的数十年中，虽然张道干的党员身份并没有恢复，但是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至死不渝地践行身为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