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我国不仅在国内稳固了统治，还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使其成为国际化水平极高的一个朝代。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不仅奠定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外交、文化交往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贞观十四年（640年），渤海国派遣十六名留学生前往唐朝求学，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并让其中六人在唐习学。这是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实例。彼时，留学生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还接受了其他各类文化知识，这增强了唐朝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联系。

而在新罗，高丽民众对书籍的喜爱更是彰显了唐文化的吸引力。当年，新罗女王真德不仅派遣亲属来唐朝进修，还请唐王朝赐予文献资料。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派其弟金春秋及子弟入朝，唐王朝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贞观之治和早唐的辉煌岁月里，这种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与十六名渤海留学生的故事不同，南诏的留学生故事则显得充满戏剧性。南诏不仅派遣子弟入太学学习中国文化，还主动要求以大臣子弟作为质子来唐。韦皋担任剑南节度使时，更是悉心安排南诏子弟在成都学习，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互动氛围。不仅如此，南诏还任用了一些被战俘的儒士教授子弟，例如被俘的巂州县令郑回受到了南诏王阁罗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清平官，教授南诏王子文化知识。

唐与吐蕃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是一大亮点。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族豪杰子弟被允许入唐国学学习儒家经典，这得益于文成公主的和亲作用。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纽带，“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到了玄宗时期，更是明令有司抄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经典，赠予吐蕃，以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

长安城作为唐朝的首都，俨然一个国际大都会。当时，形形色色的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和各种民族的人员汇聚于此，使得长安文化显得格外多元。无论是高丽的书籍爱好者、吐蕃的儒学学徒，还是渤海的留学生，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携带着他们的风情和文化，与唐人的文化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互动。

新罗、日本等地也派出了大量学子来唐留学，不仅为了学习先进的儒家文化，还为了在唐朝政治中心中获得实用的治理经验。日本遣唐使更是频繁前来，他们不仅学习唐朝的管理体系，还带回了大量的唐代文献。这些人有的甚至选择留唐不归，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则显得复杂而微妙。他们在文化上呈现出依附与分离的特性。在交战中被俘的唐朝儒士郑回被南诏王敬若神明，不仅教授王子更被授予高官厚禄。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与尊敬，使得南诏在唐朝文化的侵染中也逐步将华夷风俗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

除了儒学典籍的传授，唐朝与边疆民族的文化互动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派出善讲儒家经论的刑璹以及善于弈棋的杨季辅前往新罗，以满足新罗人的文化兴趣，并达成良好的外交关系。唐德宗时期，面对吐蕃的威胁，调派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恢复友好关系，并颁发黄金印章以示无尽的友谊。这不仅象征着唐朝对南诏的重视，还展示了唐朝灵活的外交策略。

在外交交往中，唐太宗更是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面对突厥的威胁，从称臣到歃血为盟，唐太宗一次次以诚信和智慧化解危机。他与突厥首领结为“香火兄弟”，以示诚意，并采用共生的文化策略，确保边疆稳定。贞观三年（629年），随着大量归附突厥的汉人回归，唐朝与突厥的关系逐渐稳定，突厥人也逐渐融入唐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之中。

贞元十一年（795年），南诏再次归附唐朝，标志着唐代与南诏的文化和军事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盟约和文化约束，唐朝成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边疆的和平与稳定。崔希逸与吐蕃乞力徐的白狗歃盟，展现了唐朝在外交中对宗教契约的尊重和信守承诺，最终使双方长期保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