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乃仁术”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 七识药性， 八会炮制， 九莫嫉妒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仁”“医”结合。

有一个这样的民间老中医，他一辈子就靠小小的银针给别人治病，收费非常低廉，有时候根本就不收费，都是病人自己过意不去，给个三十五十的治疗费。老中医给病人扎针后，基本上当场就能看到效果，附近那些上了点年纪有腿疼走不了路的老人，血压高头晕难受的村民，甚至有的人牙痛难忍，都会去老中医家，找他扎针。

老中医通过穴位扎针，能让牙痛者立马不痛，也能让高血压患者不再头晕难受，走不动道的老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扎针，也能恢复缓解疼痛，关键是花不了几个钱。那位老中医在我们那里可是国宝级的人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尊敬他，前些年老中医去世的时候，给他送葬的队伍排成了长龙，长到让你看不到队尾。我见过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的葬礼，无非就是小轿车多一点，花圈多一点，大大小小的领导多一点，丧事办得隆重一点，但老中医的葬礼不一样，都是十里八乡受过他恩泽的人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的。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也是我国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厥’者也，太子未死也。”就让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使太子转危为安。

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

唐代名医沈应善，江西新建人，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病人，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病人，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因命其舍为“来安堂”。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江西婺源人，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开业，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治病救人，而不是为发财致富。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即问你来学医，目的是为赚钱图利，还是为传道济世?天益答道“亦传道耳”，是为了传道济世。当即收他为徒，后来罗亦为名医。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