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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周树人先生，是我国无可争议的文化巨匠、时代先锋。其弟弟周作人，在文学事业、翻译事业上，其实也颇有建树。

然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很少谈到周作人，是因为在抗战时期，他选择背叛祖国，委身日伪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汉奸”。

建国之后，得益于我国的宽松政策，周作人也从狱中被释放。后半生中，周作人一直想靠“蹭哥哥的流量”来赚钱，吃上一口“鲁迅饭”，却未能得偿所愿。

周作人晚景凄凉，死后不仅无人为其送终，甚至只能死在厨房的板床之上。

周作人的一生，究竟有何经历？对于他的所为，我们又该以何种眼光来看待？

从“时代先锋”到“文化巨奸”

跟其哥哥一样，周作人的一生，也十分复杂、曲折。

11岁时，兄弟俩一同在“三味书屋”读书。1901年，周作人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在这期间，周作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并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

1906年，周作人前往日本读法政大学预科，1908年改学古希腊文，这也成为他日后得以获释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此期间，他曾协助鲁迅、许寿裳等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提倡文艺运动，并翻译、发表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品。

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并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

在留学期间相互扶持，兄弟二人一起探讨文学与思想。回国后，兄弟俩继续携手前行，合作翻译了多部作品，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才华横溢，与鲁迅一同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兄弟二人情谊深厚，经济上也不分彼此，共同奉养着全家。

而导致兄弟俩分道扬镳的，是一个日本女人。

1909年，周作人与日本人羽太信子结婚，后携妻子回到中国。羽太信子经济上的的挥霍无度，成为周氏兄弟失和的起因。

羽太信子挥霍成性，生活奢华。鲁迅对她的行为十分不满，羽太信子便编造各种理由，让周作人对鲁迅产生误解。

在妻子的影响下，周作人与鲁迅产生矛盾。兄弟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最终绝交。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身为教授的周作人却没有南下。

1938年2月，他出席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文化座谈会”，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怒。

日本侵占北平后，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此后，他又接任了多个伪职，在文化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的行为，遭到了文化界的强烈谴责，但他心中有愧，很少进行公开辩解。就这样，他从一位备受尊敬的文坛巨匠，沦为了遭人唾弃的“文化巨奸”。

周作人的后半生

在为日本人效命期间，周作人的心态始终十分复杂。

与哥哥鲁迅不同，周作人性格懦弱。他始终认为，自己做汉奸是“被逼迫”的。

在他看来，日本侵占北平时，自己留下出任伪职是出于无奈。他觉得自己听命于日本人，完全是为了寻求庇护而“不得已”的行为。

而且，他认为自己是想维护教育事业，抵制奴化教育，以减轻占领军对当地民众的伤害。在与哥哥鲁迅的恩怨中，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将自己与鲁迅的矛盾归咎于他人，认为是哥哥“逼”自己的。

总之，他始终认为错都在别人，自己不仅不可能有错，还被各种欠着。这种心态反映了他的自私和缺乏责任感，也使他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自拔。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1946年5月27日，周作人及其他同案汉奸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11月16日，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他不服上诉最高法院。

后在胡适、蒋梦麟等人出示证明，以及原北平诸大学的教授沈兼士、陈雪屏等人联名呈文的情况下，国民党最高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

1949年1月26日，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回到北京。建国后，周作人深知自己的“文化汉奸”身份难以洗脱，于是极尽所能洗脱罪名。

1952年，周作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进行了极力辩解。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周作人作为难得“懂希腊语”的人才，得到了宽大处理。此后，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合同，成为每个月能得到200元预支稿酬的翻译作家。

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长期挥霍无度，即便200元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但也难以满足其开支。为此，周作人常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手头并不宽裕。

为了填补财务亏空，周作人倚仗哥哥鲁迅的名气，出版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著作，想着吃上一口“鲁迅饭”。

1961年，羽太信子与世长辞。但还未等周作人松一口气，随之而来的，便是那十年特殊的动荡岁月。

随着“文革”的爆发，他原本相对稳定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付了他的预支稿酬，这一经济来源的断绝，如同釜底抽薪，让他的生活瞬间陷入了贫困之中。

“文革”扩大后，周作人的家里来了红卫兵，他在八道湾的房子被查封。周作人被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遭受皮带、棍子的抽打。

在这样的折磨下，周作人只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三天三夜。后来，在大儿媳张菼芳的央求下，他才被允许睡在自家小厨房北角的铺板床上。

他们的生活标准被严格规定，老保姆每月只有15元，周作人却只有10元。由于牙口不好，他一日三餐只能吃臭豆腐、玉米糊糊，长期营养不良，让他的双腿严重浮肿。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像往常一样给公公倒马桶，而后便去上班了。

下午两点多，同院邻居看见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邻居倍感不妙，赶紧打电话把张菼芳喊了回来。

张菼芳赶紧回到了家，此时的周作人早已气绝，命陨当场。

在“文革”的背景下，周作人的家属匆匆进行了销户、火化，不但没有举办什么葬礼、欢送会，连骨灰盒都没有第一时间拿回家。

就这样凄凉的光景中，周作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我们该如何评价？

参考资料：

中国知网：鲁迅 周作人 兄弟反目，都是女人惹的祸？

中国知网：再说周作人

中国知网：建国初翻译改造中的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