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6月份，党开完七大会议不久，周恩来就找朱瑞聊了聊，让他当上了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
朱瑞琢磨了一番，觉得心里头有更想扑腾的事儿，所以，他就跟周恩来说了不。
过了几天，毛主席找他聊了聊：“我听恩来说，你对中央给的工作安排有点想法，今天咱俩就好好说道说道，你有什么看法，直接说出来吧。”
朱瑞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去炮兵学校做老师。”
【朱瑞的革命经历】
1905年那会儿，朱瑞在宿迁县的朱大兴庄出生了，他家可是个有学问的家庭。上了中学，他开始翻阅《新青年》、《向导》这些先进的书报，就这样，他慢慢了解到了革命这回事。
1922年的时候，朱瑞就投身到了学生运动中。过了两年，他成功考上了广东大学，并且加入了新学生社这个进步的学生团体。
1925年那会儿，莫斯科中山大学跑到广州去招生，朱瑞因为表现出色，成功被录取了。等他读完中大，又去考了莫斯科的克拉辛炮兵学校。过了两年，朱瑞牛气冲天，笔试考了第一，实弹射击也是第一，顺利从炮兵学校毕业了。
1930年，朱瑞回到了祖国，随后被安排到中央军委，在上海干起了参谋的活儿。没几个月，中共长江局军委那边出了岔子，人手不够用。朱瑞一看这情况，自个儿就请缨去了武汉，挑起了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担子。
走之前，他给家里人留了一封信，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会遇到啥情况，以后可能就没法给家里写信了。”
朱瑞心里清楚，这次任务危机四伏，在写这封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准备面对最糟糕的情况了。
没多久，朱瑞刚到武汉，中共长江局机关就碰上了袭击。他一点不慌，先安排那些秘密党员和统战的人分批撤走，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他才在1931年2月回到了上海。
后来，他到处奔波，既在红军学校里教过书，也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的职务。
1937年那会儿，朱瑞搞了个华北军政干部学校，专门吸收晋东南、豫北这些地方的逃难学生和思想先进的年轻人。
过了一年，学校搬家了，从河南新乡搬到了山西晋城，然后就开始招第二批学生了。就在这时候，有个叫陈若克的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
陈若克老家是广东的，但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跟那时候中国的好多小孩一样，他11岁就去工厂打工当童工了。到了15岁，他晚上会去工人夜校学习。16岁那年，他就开始参与到上海的工人活动中去。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陈若克跑到武汉，结果跟组织断了线。
陈若克打算去找党组织，于是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当她走到山西晋城时，瞧见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在招生，就立马去报了名。
那天，朱瑞正亲自给考生们进行面试。这时，陈若克面带笑容，径直走到朱瑞跟前，开口说：“我来报名，请问应该找哪位？”
一听到那绵绵的上海腔调，朱瑞立马抬眼说：“找我就对了，你先把那个表格给填了。”
于是，陈若克顺利进入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成为那里的一名新学员。
在学校那会儿，陈若克老听朱瑞给大伙儿上课，时间一长，她就特别佩服朱瑞，觉得他特别有才华。
三个月后，陈若克完成学业，留在了学校，而且还加入了共产党。
1938年8月份的头一天，俩人心心相印，在山西的陵川县成了家。婚礼那天，朱瑞拿出一条之前在苏联购置的皮带，赠给了陈若克。而陈若克呢，她亲手为朱瑞缝制了一双布鞋，作为回礼。
朱瑞满眼爱意地看着新娘，真心实意地说：
我们认真挑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心里头明白得很：咱们的日子，不论是生活、干活、学习、拼劲，还是其他种种，一直到老，都得跟党、跟革命、跟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事业绑在一块儿。
1939年10月份，朱瑞被安排去了山东，他当上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一把手，还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的书记，全面负责那里的党政军各项事务。
陈若克和老公一块儿去了山东。刚到那儿不久，两人就撞上了日军的大规模搜查行动。
面对敌人强大而我们相对较弱的形势，朱瑞选择了不跟敌人硬碰硬，而是带着大家搞起了游击战，就是那种到处灵活打击敌人的战术。他发动老百姓一起参与，用这种分散的方式跟日军周旋。结果，日军的那个夏季“扫荡”计划，就被我们给成功破坏了。
陈若克在山东分局妇女运动委员会里挑起了大梁，那时候，她带着妇女们搞起了青妇队、识字小组，还有姐妹剧团。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买卖婚姻不好，虐待妇女更不对。
1940年快结束的时候，朱瑞和陈若克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小宝贝。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他们就遭遇了日军的突袭行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扫荡”。结果，这个刚来到世界的小生命没能挺过去，离开了他们。
陈若克硬是把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压在心底，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
1941年11月份，日军集结了5万大军，对沂蒙山区来了个严密包围的大搜索，山东分局接到命令得赶紧撤走。
在转移路上，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若克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到了26号那天，敌人对她下了狠手，把她残忍杀害。那时候，陈若克才年仅22岁。
在陈若克下葬的那天，朱瑞眼里含着泪，缓缓掀开了遮着尸体的被子。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震，差点没站稳：
他美丽的老婆现在模样大变，脸被划得不成样子，手脚都残缺了，衣服也破破烂烂的，就朱瑞送她的那条腰带，还紧紧绑在腰上。
1942年7月7号那天，朱瑞写了篇文章，标题是《纪念陈若克同志》。在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忆了陈若克同志的点点滴滴。
她走了，这对革命是个大打击，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妇女界也少了个榜样，对我来说，更是心如刀割！毕竟，我们是心心相印、并肩作战的伴侣和战友啊！
【遇见相似的“她”】
陈若克走了之后，朱瑞心里头想着，自己怕是要一个人过到头了。但世事难料，他后来又碰上了一个姑娘。
1942年新年那天，联合剧团跑到沂南县去表演。团长王照华吩咐一个叫潘彩琴的小姑娘，去找朱瑞借一双皮鞋，好用来当演出的东西。
朱瑞一瞅见这个女孩，当时就愣住了，她和陈若克长得太像了，眼睛亮晶晶的，脸型也是一模一样。
他连忙招呼潘彩琴坐下，等她说明了来由，朱瑞便用平和的口吻对她说：“你要借的东西我待会儿给你，咱们先唠唠嗑，行不？”
潘彩琴一脸不解地点了点头。朱瑞拉来个凳子，在潘彩琴对面坐下，说：“陈若克同志和咱们的孩子在日军的大扫荡里没了，我挺想念她的。”
潘彩琴和陈若克是认识的，她也曾听别人提起，说她们俩长得特别像。一想到这里，潘彩琴心里头就有点儿不是滋味。
朱瑞看她情绪不太对劲，就换了个说法问：“你啥时候开始干革命的？以前念过书没？”
潘彩琴跟他说：“我是在1938年加入了妇救会，后来进了八路军才开始学习认字看书。”
朱瑞跟潘彩琴聊起了自己去苏联上学的那些事儿。潘彩琴好奇地问：“苏联到底在哪个地方呢？”
朱瑞对她说：“苏联是咱们国家以外的地儿，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个国家。”
接着，朱瑞一脸诚恳地看着潘彩琴，说：“咱俩交个朋友咋样？”
潘彩琴被惊了一下，赶紧摆手：“这可不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党的高级领导，我哪能行啊。”
朱瑞乐了乐，说：“我才三十冒头，咋就感觉自己老气横秋了？照你这么说，我还非得跟你交个朋友不可。”
然后，他一脸严肃地说：“若克同志，你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小时候还当过童养媳，所以我才觉得咱俩能处得来。我不是想找个政委来管我，我是想找那种能一起经历风雨的朋友，觉得你挺合适的。”
潘彩琴琢磨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一直挺佩服朱瑞的。见朱瑞没瞧不上自己，她就爽快地答应了，点了点头。
这一年中秋节，朱瑞简单地张罗了一桌饭菜，邀请了山东分局的几位同事一起来聚聚，就算是和潘彩琴把婚礼给办了。
过了一个月，山东分局党校要从滨海区搬到淮海地区了，在党校干活的潘彩琴马上就要离开家了。
临行之际，朱瑞把一个装满东西的干粮袋塞给她，告诉她里面装的是挺难得的板栗，还特意装了半袋子：“你胃口差，别乱吃其他东西，要是饿了，就吃几颗板栗垫垫肚子。”
1943年9月份，朱瑞接到任务，要去延安中央党校进修，还要帮忙准备党的七大会议。与此同时，潘彩琴被调到了安徽东北部的泗洪县，准备生孩子。就在那个月的17号，他们的闺女来到了这个世界。
1945年6月，七大会议一完事儿，周恩来就跑到朱瑞住的窑洞里头，跟他聊了起来：“上面打算派你去帮彭德怀同志一把，让你当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
朱瑞琢磨了一番，觉得这并不是他心里所想的那条路，所以，他婉拒了周恩来的提议。
过了几天，毛泽东把朱瑞叫来聊天，他开门见山地说：“恩来跟我提了一嘴，说你对上面分配的任务有点想法。这样，咱俩今天就好好聊聊，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别憋着。”
朱瑞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实情：
我从苏联的中山大学完成学业后，就挑了个炮兵的方向，心里盘算着回国后能给咱的炮兵出一份大力。这不，延安新开了炮兵学校，我就琢磨着去那儿当个教书先生。在我看来，这活儿比啥都值，特别适合我！
毛泽东听了之后乐开了花，拉着他的手就说道：“苏联那边有炮兵的大元帅，那你就来当我们中国的炮兵头儿吧。”
【投身于炮兵】
没过多久，朱瑞就当上了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那时候，学校情况挺糟糕的，别说有啥先进的教学工具和设备了，就连最基本的粉笔都不够用。
为了确保教学工作顺畅无阻，朱瑞想出了“人不闲，炮更忙”的训练点子。他将训练项目、参与人员、所需器材和时间都做了个合理规划，然后定期轮换，让每个环节都动起来，这样一来，训练效果就上去了。
朱瑞对技术教员的待遇特别上心，他把他们的薪水从每月2块大洋提到了3块大洋，要知道，那时候就连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每个月也才拿4块大洋呢。
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后，军队和政府、军队和民众、官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都变得特别和谐。这样一来，延安炮兵学校培养出了好多军事方面的高手，它就成了八路军炮兵人才的培养基地。
1945年10月份，延安那边的炮兵学校接到命令，要搬到东北去。他们走了两千多公里路，走了好久，最后在11月底的时候走到了沈阳。
那时候，东北那边的情况还是挺紧张的：国民党有了美国的撑腰，正急着往东北调兵遣将，打算把东北给占了。
苏联和国民党那边有约定，所以他们就让我们军队从沈阳撤走，把东北那些大城市都交给国民党去管。
说到日军遗弃的大炮，那些完好的早被苏军给搬走了。朱瑞揣着朱德亲笔写的信，一趟趟去找苏联远东军的总头头，费了好大劲儿磨嘴皮子，最后总算是从苏联那边搞来了一批破烂的小型火炮。
朱瑞没有放弃，他主动去找那些先头到达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了解情况，还试着问了问俘虏和伪军，最后打听到一个情报：东北的山区里，日本人留下了大堆的枪炮。
接着，朱瑞瞅准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顶着刺骨的寒冷，带着大伙儿跑到日伪军之前待过或者打过仗的地方去找武器。
最终，延安炮兵学校收集到的装备包括火炮700多门，炮弹超过了50万发，另外还有12辆坦克和12辆汽车，以及一大堆的零件和其他设备。
1945年年底，也就是12月份，延安那所炮兵学校搬去了牡丹江。为了让炮兵部队快点壮大起来，朱瑞干脆把炮校的五百多名干部都派了出去，让他们成了各个军区还有总部炮兵旅这些地方的顶梁柱。
没过多久，就组建起了十支炮兵团队、六个炮兵小队、一个高射炮大队、两支坦克部队，还有一个专门修理炮兵武器的场所。
1946年10月份，咱们军队在东北军区炮兵学校的基础上，搞了个大动作，建起了炮兵司令部。这次，朱瑞将军挑了大梁，当上了司令员。
朱瑞最近一直忙于炮兵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好久没回家了。到现在，他女儿看到他都跟看到陌生人似的，不认识他了。
有次，朱瑞回到家，搂着女儿一顿亲昵，结果女儿朝着妈妈大声嚷嚷：“妈，我不喜欢这个叔叔，他胡子好扎人！”
朱瑞咧嘴大笑起来：“别叫我叔叔啦，得改口叫爸爸。”
潘彩琴面对丈夫因工作繁忙顾不上家的情况，非但没抱怨半句，还始终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在收集那些日伪军丢下的武器时，由于资金紧张，潘彩琴二话不说，直接拿出了自己的3枚金戒指来帮忙。
1947年7月份，他们家迎来了第二个小公主。朱瑞只陪了老婆一天，就急着赶去哈尔滨参加会议了。
1948年7月份，朱瑞加入了辽沈战役的筹备工作里头。原本呢，军区的头头脑脑们是想让他留在后头帮忙的，但朱瑞自己跑去跟毛泽东请求，说要上前线打仗：
抗战快结束时那两年，我一直在后方，现在终于等来了攻打东北的机会，我得赶紧领着炮兵兄弟们上前线去。
最终，毛主席点头答应了他的申请。
在动身之前，朱瑞给老妈和老哥写了封信，告诉他们：“东北那边形势挺好的，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咱们就能一路打回关内，跟华北的同志们碰头，到时候咱们就在老家欢庆胜利。”
1948年10月1日那天，辽宁义县迎来了激烈的战斗。朱瑞将军一声令下后，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1000多门大炮像打雷一样轰鸣起来。眨眼功夫，义县的城墙就被炸出了一个30多米宽的大口子。
在我军炮火的猛烈支援下，步兵兄弟们猛地往前冲。敌人一瞅见我们，吓得立马转身逃跑。这场仗，我们打得那叫一个轻松，轻轻松松就拿下了胜利。
打完仗以后，朱瑞想亲自去看看，就上了城墙，打算量一量那个突破口到底有多宽。
这次打仗，咱们头一回用上了从敌军那儿抢来的美国榴弹炮。这炮咋样，性能如何，咱们得赶紧摸清楚。
警卫员有点担心地说：“领导，咱还没收拾战场呢，要不等清理干净了再去那边？”
朱瑞挥了挥手说：“没事，咱们一块儿去清理战场吧。”话音未落，他便急匆匆地向城楼走去。
他走到一个土坡那儿，突然间，一枚反坦克地雷轰地炸了，朱瑞被几十片弹片击中，立马就没了，那年他才43岁。
10月3号那天，东北野战军把朱瑞牺牲的事儿告诉了党中央，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好长时间都没说话。
接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吊唁电报：
朱瑞同志在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发展里头，那可是立下了大功。今天他走了，这对咱们中国人民解放的大事儿来说，真的是个大损失……
朱瑞走了之后，好多报纸和广播都讲了他的事儿。但那时候的潘彩琴正忙着换工作，加上周围人故意瞒着她，所以她一直没得知这个消息。
过了几天，潘彩琴接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通知，让她过去一趟。一到那儿，副书记就把登着不幸消息的报纸递给了她。
10月6号那天，朱瑞的尸身从前线被送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潘彩琴一路踉踉跄跄，直冲到火车那儿，钻进车厢就紧紧抱住朱瑞，放声大哭起来。
之后，潘彩琴就没再找人成家，她一门心思地拉扯大两个闺女。这俩孩子也挺争气，长大后都走了父亲的老路，去当了炮兵，为新中国的炮兵事业发展出了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