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不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是不是敢于直言别人的缺点，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既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又是一个思想作风问题。

作为一名统率千军万马的指挥员，能否实事求是，能否根据战局的发展科学作出决策，关系到战局的成败和千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一名党的重要领导人，能否实事求是，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

任弼时是全党干部中着力追求实事求是的典范。在他整个的革命生涯和人生经历中，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指导建设，无论是观察事物还是处理问题，任弼时都始终崇尚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从实际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准确作出决策。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必须具有准确把握事物本质、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当我们决策、判断失误时，还要避免讳疾忌医，要勇于承认并及时修正错误，在失误中总结升华，从而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

任弼时也曾经历过痛苦的探索过程。1931年4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作为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的任弼时刚刚27岁，正是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现在受命驾临中央苏区，很想有所作为。

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颇具组织才能的任弼时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但由于受王明临时中央的羁绊，加上对苏区情况的不熟，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不了解，任弼时在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如在为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就一再批评“在党内流行的一种狭隘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这里提到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是针对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而来的。

任弼时没有考虑毛泽东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这样一个背景，就主观地认为毛泽东强调反对“本本”，就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错误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这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后来在实践中当任弼时发觉自己的错误时，他坦率地不止一次作了自我批评。

在延安整风时，他说：“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反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

在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说：“听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是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

对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前后，不顾当时实际情况，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的“左”的作法，任弼时也多次作过“反省”。

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治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

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回避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任弼时就是这样。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注意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判断。当他发现自己失误时，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作自我批评，并注重从失误中总结，从而逐渐变成了我党领导干部中善于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典范。

1933年5月，任弼时受中央所派，担任湘赣省委书记之时，就顶住了多方面的压力，纠正了工作中“左”的错误。

当时湘赣省委的负责人陈洪时(湘赣省委代理书记，后叛变)、刘士杰(省总工会委员长，长征中叛变)极力推行王明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他们在任弼时面前捏造一系列罪名，主张将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开除党籍，将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送保卫局法办。

任弼时没有听信一面之词，他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王震等许多同志的意见，采取慎重态度，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在随后为筹备召开湘赣省第三次党代大会起草的文件中，任弼时再次提出，过去肃反工作中，由于“缺乏详细的分析与估计，忽而乱捉乱杀，忽而容忍放纵”，以致“造成群众的恐怖，同志间的猜疑，抑制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使同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

他强调在执行党的纪律中，要反对惩办主义，纠正不重视教育而“一批一批撤销”的打击政策，“彻底铲除”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监视、罚做苦工、坐禁闭等“惩办与非党纪律”的办法。

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敢于实事求是，有针对性提出这些问题，并且以党的代表大会和省委等名义形成决议，作出规定，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临时中央的错误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震后来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

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则说：任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任弼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得到充分体现。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

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当时任中央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

惯于见风使舵的康生，早在1931年驻共产国际期间就伙同王明搞宗派主义，混淆矛盾，排除异己，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许多冤案。

现在再次主持清查暗藏反革命工作的康生又发挥了这方面才能。他在延安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任弼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深入调查，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致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当着康生的面说：“抢救运动”中，某些地方“左”了点，不是特务的也承认是特务，下一步要精细地核对材料。

1943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甄别工作，任弼时在发言中再次否定了康生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

他仔细调查了国民党自1931年以来的组织状况，分析各种数据，认为在延安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新知识分子，共约四万人。

他们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投奔延安来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

任弼时说：有许多“特务”，都是在“抢救”运动中被逼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弄出来的，有许多弄错的，其他地区要吸取延安的经验教训。

“在军队中进行坦白的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抢救’运动方式，要防止群众运动中的逼供信。”对案件的定性重在调查研究。

毛泽东支持任弼时的意见，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边区各分区过年后召开甄别工作会议。毛泽东还就审干工作提出了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是那时提出来的。

后来，毛泽东说：“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这实际上是对康生的批评。

师哲晚年回忆说：“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

同是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何怕任弼时呢，师哲曾就此问康生，康生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看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体现了任弼时的政策观念和直陈已见的风格，体现了他勇于指正错误、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会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挖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但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倾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分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乱打乱杀等现象。

任弼时一直注视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此前，针对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中搅乱阶级划分标准、扩大打击面、对新式富农采取过火政策等错误，任弼时就“再三考虑”，致书毛泽东，建议在政策性很强的政权建设中多吸收中农参加，给予新式富农以选举权。

任弼时还指出，由于“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任弼时的建议对于团结全体中农及其他阶层人民，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

全国土地会议后，毛泽东又委托他对《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认真地加以研究和修改。为此，任弼时利用养病之机，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同时布置身边的人员外出搜查材料。

这样，任弼时汇总分析，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为找到1933年毛泽东为纠正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曾起草过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任弼时曾致电延安的林伯渠，跟踪求索。

他还致电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区、太行局：“请将你区在土改中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即如何确立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的材料，日内电告我们。”

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1947年11月下旬，任弼时终于找得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后经中央略加删节(删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电告各地，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纠正了各根据地土改时划分阶级中的混乱现象。这是任弼时为纠正“左”倾错误倾向所采取的又一举措。

在1947年底召开的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上，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的任弼时对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

他说：在土改中“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

对地主既要展开彻底斗争，又要把地主区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

对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对新式富农，土地平分，多余财产是否可以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中农错定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应尽可能退回原主；对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对地主分子，一般劳动改造5年表现较好者可改变成分，富农3年改变成分；知识分子应区分为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

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反革命的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由于划分阶级标准中央已有指示，因此，任弼时的发言着重从财产处理、政治权利和斗争分寸方面来区别界限。

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的发言，12月28日，他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而任弼时则充当了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反对“左”倾潮流的主将。

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格，也是对党忠诚、不计个人得失、作风公道正派的体现。

过多计较个人名利、作风不正派的人，工作失误时必定会尽量回避自己的过失，推诿自己的责任；在发现别人的错误时，为避免得罪人，也会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听之任之。

任弼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实事求是既是任弼时的思想路线，是他的人格所在，又是他成长为历史巨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