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每一个王朝建立的条件都不一样，但灭亡总是身处同样的围城，原因不外乎土地兼并、党争、阉宦、外戚、女祸等这些因素，明朝虽然集权程度比之前的历代王朝都高，且商业极度发达，但是同样没有走出周期。
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大明之亡不得不提。
和历史上许多王朝一样，大明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明朝开国，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所以朱元璋能够从容地进行土地分配，此时的大明基本上不存在人地矛盾。但是随着时间线的不断拉长，人口的大量增长和乡绅势力的崛起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地矛盾。
首先就是皇庄对土地的侵占。从天顺年间开始，皇庄纷纷设立，至嘉靖初年已经有皇庄数十所，占地面积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其次就是外戚和宗室对土地的侵占，比如：弘治年间的外戚王源占夺土地二千二百余顷，万历年间的福王就国时，万历赐其良田四万顷，河南的土地不够，就从山东、湖广割取。
史书记载：“尺寸皆夺之民间”。
除了皇室和贵族，地方乡绅也是大肆侵夺当地田产，比如，明朝著名宰相徐阶，其在松江府就有二十万亩土地。张居正也曾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姓郝的地方乡绅就有七万顷土地，而明朝建国时的土地也不过八百五十万顷，以这个数据为参照，这个姓郝的乡绅就占了大明土地总量的百分之一。
另一个典型就是明朝末年的钱谦益。崇祯十年（1637），常熟人张汉儒到京告御状，直控钱谦益所占夺的田产折合成钱有三四百万。同时，钱谦益和瞿式耜还垄断了对华荡、华汇东西两湖的水利权，每年得银七百余两，二十年来总计收入一万四千余两。
明朝土地兼并现象之严重由此可见。
由于土地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所以百姓在失去土地之后就只能逃离原籍，成为流民。正统十二年（1447），监察御史史濡巡按山东，奏说山东青州府诸城一县逃亡人数就达一万三千八百余户。十四年（1449），河南右布政使年富报告说，单是陈、颍二州的逃户就不下万余。同年五月，据巡按山西河南的大理寺少卿于谦报告，说各地历年来逃到河南来的人就高达二十万左右。
百姓大量逃亡势必造成户籍制度的混乱，户籍混乱必然造成朝廷税收的减少，同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更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加入了义军，成化初年，荆襄发生造反事件，当时响应叛军的流民达到百万之多。明朝末年，当李自成打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之后，其队伍迅速就扩张到了一百万之多，其中大部分就是流民。百姓甚至称李自成军为“李公子仁义兵”。
事实是，农民起义贯穿了明朝历史的始终，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范围之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与之相比。
相比农民起义，土地兼并之严重现象更是导致朝廷失去了人心。比如，李自成起义之后，山西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被占领了，因为，百姓都乐于为义军做内应。
山东和河南的许多地方百姓甚至直接赶走了地方官，将义军迎了进来。又比如，宣府是京师的门户，军事重镇，但当巡抚朱之冯重赏招募士兵时却根本没有人理他，城内百姓反而劝他投降。朱之冯无奈之下只能自己亲自守城，但是炮手却根本不听他指挥，当朱之冯准备自己点火发炮时却被身旁军民死死拉住，朱之冯是一声长叹：“人心离叛，一至如此！”
本质来说，李自成起义只是迎合了大明尖锐的矛盾而已。任何一个王朝在失去人心之后都是走不了多远的，何况此时的大明早就已经是千疮百孔。
由于大明长期深陷内部战争，所以就给了关外女真势力疯狂扩张的机会，努尔哈赤通过军事开拓和联姻两种手段不断整合女真势力，到了1615年已经基本统一了女真部落，完了就是将经过整合之后的武力优势向大明输出。
等于是，大明是同时亡于内外战争：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关外的女真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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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兼并引起的各种矛盾，皇室的大量消耗也是加剧、升温矛盾的主要原因。据世宗时的御史林润报告说：“天下每年输送往京师的粮食为四百万石，而诸王府消耗的粮食数据为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为例，官府存粮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王就要消耗三百十二万。河南呢，官府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王就需要一百九十二万。”
可见，地方宗王的消耗是远高于当地官府的。
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疯狂繁衍到十几万，给朝廷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以河南为例，其每年的赋税收入还不够供养其地的藩王。宗室的巨大消耗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仅宗王消耗巨大，明朝的养兵费用也是居高不下。朱元璋建明之后实行卫所制，军队进行屯田自给自足，朝廷是没有养兵费用这一项预算的，但是随着卫所制的崩溃，兵士逃亡、给权贵做杂役导致田地荒芜，再加上大部分田地为豪强所夺，所以，卫所已经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到了正统以后，朝廷就不得不拨钱养兵，称为年例，但现实却是，大明的养兵费用是一条不断攀升的直线，越来越高：
正统十二年（1447），朝廷给辽东支付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正德年间，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嘉靖年间增至二百八十万两；万历初期，九边年例增至三百六十一万两，后来又涨至三百八十余万两...
但是，养兵费用虽然一直在暴涨，可军队质量却并没有因此提高，素质反而是不断退化，还出现了军士大量逃亡的现象。据史书记载，地方军在正统年间时就已经打不了仗了：正统年间邓茂七起义时，地方卫所畏战，当时是文官指挥民兵平叛的；天顺年间，两广“盗”起，地方将卒畏缩不敢战；正德年间的刘宠、刘辰起义，卫军已经彻底不能战。
卫所制崩溃的具体表现就是：将士素质下降、军队出现大面积逃亡现象。据史书记载，从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三年时间内军士逃亡就有四万七千九百余，到了正统三十年（1438），开国才七十年，这个数据就已经飙涨至一百二十万。
同年，监察御史李纯巡按山东时报告，他视察了一个百户所，按规定应该有旗军一百一十二人，可他在现场看到的却只有一个人。地方卫所的崩溃已经不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了。
地方卫所崩溃，京军的情况更糟。太祖建国之后，集全国卫所之精锐于京师，洪武四年（1371），京军的数量为二十万七千八百余。成祖北迁京师之后，为了强化天子守国门的模式，于是就增加京军的编制，明朝初年，京军的数量在八十万以上。
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京军占役、虚冒、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京军数量是持续下降：成化末年，京军缺伍至七万五千余；武宗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编制应该有三十八万余人，但实际上却只有不到十四万，且大多都是老弱，最终选中的也只有二万余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围京师，兵部尚书组织军队时惊然发现，京军只有不及五六万人。
从京师到地方，大明的卫所制彻底崩溃。
但现实却是，帝国必须应付的战争却越来越多，既然卫所制已经崩溃，朝廷就只能花钱募兵，如此，朝廷的军费支出除了年例之外，还有剿饷、练饷：崇祯十年（1637），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崇祯十二年（1639），又准备练兵七十三万，增练饷七百三十万。
而这些费用却都由百姓来承担，朝廷因此是使尽浑身解数搞钱，加派、挪借、搜扩，将能用的手段都用了。
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百姓本就已经无力承担正常赋税，朝廷加税之后，百姓就只能被迫成为流民，甚至加入起义军，而朝廷为了镇压又不得不练兵、加税，结果就是，大明陷入了死循环，根本就走不出财政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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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起义和辽东军事，大明还得应对其它战争，比如，援朝。朝鲜战争，大明动用全国力量进行援助，从1592年到1598年前后打了七年之久，支出军费高达一千余万两，大部分费用都是由加派和搜扩所得。据史书记载：“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
在援朝前后，1589年，播州土司起兵反抗明朝，打了十几年的仗。1592年哮拜又反于宁夏。另外，平定沿海的倭寇之患曾经也是大明的一项重要支出。
等于说，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一直都在打仗，且是四面开花，而战争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巨大消耗，说明朝亡于战争也一点不为过。
除了卫所制崩溃之外，大明军事最大的弊端就是，战略要地的内移导致京师始终处于危险之中。成祖将京师北迁之后，三面临敌，加上为了防止诸王复制自己的靖难行为又将塞王内徙，所以就只能打造军事重镇进行守边，大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接着又续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加上太原、固原，是为九边。
为了酬谢朵颜三卫，成祖将大宁一带送给了他们，自此，幽燕东北之险，大明与夷狄共有之，胡马疾驰半日就可抵达关下，大明真正成为了天子守国门。同时，辽东广宁、锦义等城自此与宣府、怀来隔绝。
由于东胜城孤远难守，朝廷就将其左卫调于永平，右卫调于遵化，放弃了东胜。在兴和卫为阿鲁台所攻的情况下，又放弃了兴和将其内移至宣府。宣德五年（1430），朝廷又放弃了开平卫，迁徙于独石。
自此，三岔河弃而辽东悚，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
本来，太祖给北平打造了一片军事缓冲区，但自成祖之后，边地卫所内移，导致朝廷直接处于蒙古的军事压力之下。
最初，成祖和宣宗还能以攻为守保证京师的安全，但后来随着卫所制的崩溃、皇帝素质递降和国力的衰弱，大明就只能被动防守，于是就发生了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北平，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俺答入寇京师的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明朝的灭亡和成祖定都北平实行天子守国门的模式以及边地卫所内移也有很大关系。因为，皇帝素质、国力、京军素质，这些都是变数，无法保证。
同时，文人将兵、武人地位下降也是制约大明军事的重要因素。永乐六年（1408），黔国公沐晟征讨交趾简定，以尚书刘俊参赞军事。宣德元年（1426），成山侯王通征讨交趾黎利，以尚书陈洽参赞军务。
正统之后，文官地位不断拔高，由文臣任总督或者提督军务，经画一切已经成为常态，而武臣却成为单纯地执行人，领军作战而已。到了后来，总兵到兵部领敕甚至必须长跪，卫所的军士，随便一个书生都可以任意役使了。
任何一个王朝，文盛武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灾难。
本来朝廷就有意重文抑武，加上土木堡事变勋贵又遭受重创，文官通过拥立皇帝并打赢京师保卫战彻底崛起，一家独大。而皇帝为了抑制文官就只能重用太监，于是阉宦和文官之间就爆发了党争，宦官之祸在天启年间达到了高潮，大明朝政是乌烟瘴气。
虽然皇帝以宦官为打手维护了皇权，但却加速了大明政治生态的恶化，最终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大明，亡于党争。
当然，大明的太监之祸还不止于此。成祖问鼎之后，为了控制地方大将，于是就外派宦官出镇和监军，比如，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
大明举凡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司法等一切国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内阁人选的定夺都有宦官参与其中。
由于皇帝经常派宦官以“税使”“矿使”的身份去地方搞钱，结果又将地方搞得是民不聊生。
由于宦官同时垄断了军权、政权、财权、人事权，大明的政治生态是不断恶化，最终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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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宦官之祸，特务机构也是造成大明政治生态恶化的主要因素。比如，锦衣卫。虽然太祖于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了锦衣卫的典诏狱权，但是成祖即位之后由于严重缺乏安全感又恢复了锦衣卫的职权。甚至又建立了东厂。
由于锦衣卫和东西厂在执行职权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过度执法的情况，于是又造成了官僚群体和朝廷之间的渐行渐远，崇祯年间，文官对于大明之亡为什么无动于衷，原因就是，朝廷实行厂卫制度大肆打击百官已经让他们对皇帝是离心离德。
据史书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因为南巡事件，皇帝指使锦衣卫廷杖大臣一百四十六人，有十一人被打死。嘉靖三年（1523），因为大礼议之争，锦衣卫廷杖大臣一百三十四人，有十六人被打死。
厂卫制度虽然服务了皇权，但副作用也是极大。
当然，大明的一系列制度短板也和朱元璋有关，建明之后，元璋制定、细化了一系列制度，并且要求后世之君不准改，于是就造成了大明政局越来越僵化。
当朝政落入文官之手后，地方权力也逐渐落入乡绅手中，大明对帝国的统治越来越无力。大明皇权旁落的结果就是：乡绅势力控制了地方财政和人事；文官控制了朝政；地方将帅通过募兵权不断坐大，出现了外重内轻的情况。
在万历年间，大明事实上就已经亡了，后来的几位皇帝只是勉力维持而已，很难改变灭亡的事实。
除了政治层面的原因外，社会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大明的国运。从嘉靖年间开始，随着民间商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极度繁荣，以乡绅为主力的地方势力就在生活层面不断腐化，同时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的恶化肯定也稀释了人们守国的意志，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国事。当清军南下之后，大家也都随波逐流。
大明虽然还有南都，但随着矛盾的转移，也是无可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