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现了对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扭转了十余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对于新的经济环境却很不适应。恶性通货膨胀局面的结束不仅没有促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繁荣，反而使其陷入难以维持的境地。于是，党内一些人主张：借此机会提前消灭资本主义。那么，这是不是说，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如果不是，又应该如何帮助它渡过危机？毛泽东在思索着这方面的问题。

1950年3月以后，中国大陆上的私营工商业普遍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其主要表现是：市场出现严重萧条的现象，主要商品市场成交量急剧下降；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遭到沉重打击，主要产品产量和营业额大幅度减少；市场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资金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停工歇业户大量增加。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私营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资本家认为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变了，政府要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普遍经营消极，有的甚至躺倒不干。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刘鸿生于3月初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由于企业资金周转不过来，难以维持，所以他要将刘家全部企业都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资本家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而产生的一种不满情绪。有的私营工商业者埋怨政府“与民争利”，把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归咎于国家财政改革。

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于4月20日致函上海市工商局，说由于政府“实施加重损税政策”，“是以商公司对于一应水电、膳食、薪水均发生严重问题……以致商公司将解放前所剩应市存货销售亏耗殆尽，现所剩者都属若干冷门存货……故不得不辟设拍卖存货，以便缴纳税款。商公司此项举措，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地。”这位经理将永安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归于政府的税收政策，显然不是事实，但他所讲的“山穷水尽之境地”，却是实实在在的。该公司经理室曾贴出布告说：“此次公司在四楼拍卖，目的在脱货求现，必须以廉价争取顾客，当此各处同样举行拍卖时，各部负责人应随时注意别家货物标价，如有发现人家比自己便宜，立即报告拍卖场更改，务使较廉于人，以广招徕。”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永安公司等的困窘状况。

在危机的打击下，许多资本家失去了经营的信心，他们抽逃资金，解散职工，关门歇店。更有少数人干脆弃厂潜逃。陈毅在4月初给中央发的电报反映，上海市已经有300个厂长经理逃到香港。“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武汉市工商界流传的这副对联，很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私营工商业者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批示：对于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全国财经统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之后，为什么私营工商业反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呢?当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民族资本存在着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即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依赖性，生产经营方针的投机性、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落后性，等等。但是，当时党和政府在工商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左”的认识和做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这些人认为，“今天的问题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对私人资本主义，“能排挤便排挤，能代替便代替”；“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最好在一个早晨就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些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工商管理工作出现了许多“左”的偏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例如，在公私经营范围上，出现国营经济过火垄断的现象；在原料分配上，出现先公后私或只公不私的现象；在市场管理上，对市场交易限制过多、过死，等等。

上述错误认识和作法在1950年4月召开的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的讨论上也有所反映。

一些人在发言中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这里所说的“老百姓”或“民”，指的就是私营工商业者。显然，按照这些人的主张，当私营工商业举步维艰之际，党和政府就不应该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应该借此机会压垮、榨干私人资本，提前消灭资本主义。

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上暴露出的错误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知道，在我国经济建设百废待举的困难时刻，如果不首先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统一认识，进一步明确民族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私营工商业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在工商组讨论会发言记录稿的批语中严肃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并表明了中央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上，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关于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他建议：“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关于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就成为制定和实施调整工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

当时，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最为严重，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加上每月四千亿元(旧币)的税收、公债缴款等负担，工商业者已难以承受。上海市市长陈毅认为，在私营工商业遭到严重危机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去扶助它，反而想用公债和税收去“榨干”、“挤垮”它，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3月12日，陈毅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如实反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建议将公债款延至4月底，税收任务延至年底完成，不必每月催交。但当时私营工商业的困难还未引起中央的重视，中央在回电中答复：“据我们目前所知上海银根还不很紧，私人银行存款在四千亿以上，故公债缴款应该不松口，力争于三月缴完。但不得已时，小部分延至四月缴也可以……税款则不能拖延。”陈毅的建议未被中央采纳。

此后，陈毅一方面继续向中央反映上海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又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主动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如：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纠正工商管理工作中的缺点，等等。上海的情况和做法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4月4日，陈毅致电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上海市解决公债和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其中提到，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陈毅，说上海“所取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望妥慎去做”，并明确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几天后，陈毅又发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反映上海的情况。4月16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赞扬说：“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毛泽东提到的“不应当破坏的事物”，主要是指私营工商业。

在充分了解各地工商业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等下了大力调整工商业的决心。4月23日，毛泽东再次复电陈毅，肯定了上海的调整方针，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此后，陈毅将上海市3、4月份调整情况写成综合报告，于5月10日报给中央。这份综合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5月13日，他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北京市委、天津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阅读。他在批语中指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奋主要城市党委研究。”显然，毛泽东对上海的做法极为赞赏，并希望将这些调整经验推向全国。

为了进一步总结上海的经验，并在更大范围中扩大其影响，毛泽东特地邀请陈毅于6月中旬的全国政协会议前进京，商讨有关调整工商业的问题。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由此可以看出，在将一个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之前，毛泽东是十分注意听取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对上海这个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大都市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于如何将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纳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轨道，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提出了调整工商业问题。在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国人民及工商界过去12年是处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及经营方式不能不适应这种环境。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状况已经开始转变，并将进一步转变。

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顺利地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陈云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国家财政今后数月的工作，除坚持财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克服工作中发生的缺点以外，将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定若干必要的法令，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去，并做出成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陈云的报告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指出：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感，必须澄清。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将调整工商业列为取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3个条件之一。

6月6日至6月9日，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再次指出，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3个条件之一。他要求大家“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法，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发表了讲话。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他还说：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经济意义，而且还从战略高度上阐明了这种经济调整的政治意义。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有关经济调整等问题的讲 话。几天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又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云详尽地论述了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方针和政策。这两次会议结束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就在全国展开了。

在调整工商业期间，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人民政府主要 采取了以下几项调整措施：

第一，对资本主义工业，政府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扩大加工订货、收购成 品的数量，解决私营工业在原料、资金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它们维持生产；

第二，对资本主义商业，政府主要采取了调整价格、调整经营范围和改进市场管理等项 措施，鼓励私商面向农村、面向城市居民，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服务；

第三，人民政府在税收、公债、信贷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如简化税种和税目、调整税率、改进征税办法等，以适当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解决他们在资金周转中的困难；

第四，在私营企业中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提高劳资双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第五，人民政府通过各种专业会议、产销会议、发布生产情况公告等项办法，指导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帮助它们克服生产经营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和具体措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这些措施的实施收到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1950年7月以后，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始好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城市中一度熄灭了的霓虹灯又亮了。

进入秋季，形势进一步好转，市场出现了繁荣景象。进入1951年后，市场情况较1950年又有了更大的好转，甚至出现了“淡季不谈、旺季更旺”的新情况。于是，有人就将1951年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的“黄金时期”。

调整工商业的实践对工商界人士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在调整期间，武汉市工商界人士看到形势日趋好转，心情十分兴奋。有人用一副新的对联表达了这种心情：“挂红旗，五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向前。”到了9月初，随着市场繁荣景象的出现，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工商业资本家们又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了。

综上所述，在195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策。由此则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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