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乃夫
柳乃夫，原名赵宗麟，别名赵孚，号玉书，1910年4月出生，重庆荣昌县路孔乡人。
其父赵学鑫，性格刚强，国学造诣深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铜梁县知事，因不满官场腐朽黑暗，一年后辞职返乡。1917年，又任重庆铜元局代理局长及总务科长，但不容于军阀政府派系斗争，不到两年卸职回荣昌。1920年，经人举荐担任荣昌中学校长，后在路孔小学、荣昌女中任教。
生母罗秉坤，受过一定教育，端庄贤淑，知书达礼。柳乃夫三岁时，生母病故，其父续娶继母廖先琼。继母对他教育严格，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
柳乃夫天资聪颖，又得良好家庭教育，七八岁时“文章都能完篇了”，小学读书时，已练得一手好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有“神童”之称。1923年，柳乃夫入读荣昌县立中学。
他是家中独子，也是孝子。1925年祖母病危，为满足老人心愿，给祖母“冲喜”，他听从父亲安排，与继母的侄女唐宗鹤定婚。不久祖母病逝，次年由父亲做主，与唐宗鹤完婚。
大革命时期的荣昌中学，聚集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如共产党员吴尚周（校长）、青良翰、吴超然等。他们宣传进步思想，也在柳乃夫心中播下了火种。他开始从现实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并阅读《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西方著作。
他曾在习作中写道：“深知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但是个人要学有专长，立志学必有成。”抱着立志学成的理想，1928年他考入成都法政学校预备班。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要求改善伙食和择师运动的斗争。因刚直不阿、有勇有谋，在学生中颇有威信。
1929年，柳乃夫从成都回乡，向父亲禀报去上海学习的想法，却遭反对。1930年4月，他在妻子支持下，不顾父亲阻拦，毅然离家赴上海深造，于8月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进步人士，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31年4月初，就读于复旦大学的老同学李散之从上海给他寄来一本《三民主义》小册子，不料被特务机关邮检部门查获。当局以传播“反动书刊”的罪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柳乃夫有期徒刑5年，将他囚禁于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6月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给中央大学注册组下达了一份通知：“迳启者，学生陈朝海、赵宗麟因宣传反动，经卫戍司令部查明法办在案，应予开除学籍，除布告周知外，相应函达。”至此，柳乃夫被开除了学籍。
在监狱里，柳乃夫的年龄最小，难友们都称他“小弟弟”。不久，他知道了许多“大哥哥”是中共党员，内心兴奋不已。
狱中同志成立了地下党组织，把监狱作为斗争的战场，也把这里当成锻炼、学习的课堂。他勤奋好学，“大哥哥”们不辞辛劳地指导他学习英语和日语，给他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使他对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难友们的协助下，柳乃夫争取到印刷部劳动。从检字和排版开始，又兼学铸字、印刷、打纸板、装订等技术，成了印刷能手。
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小诗。他的诗构思奇特，常以臭虫、小狗等为题材，以此象征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态，从而鞭笞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后来，他把这些小诗辑成狱中诗集《爱与恨》，赠送给亲友。
在狱中，柳乃夫结识了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曹瑛，他们住在上下铺。在曹瑛的影响下，柳乃夫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和革命的力量所在。这种特殊的相遇，促成了两人的同志情、革命情。
在柳乃夫出狱的头天晚上，他俩彻夜难眠，一直交谈到天亮。出狱后，为纪念和感谢狱中同志，并以新面貌体现人生价值和理想，他将名字改为“柳乃夫”（英文New Life译音，意为“新生命”）。
1933年底，柳乃夫化名赵孚转学到上海，进入持志大学学习，并凭狱中同志的关系，积极与中共党组织联系。193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因工作需要，柳乃夫由一名姓章的老师介绍到一所中学执教。这期间，他以文化革命战士的姿态，正式开始了写作征程。他以柳乃夫为笔名写了不少抨击社会时局和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文章，且在《新华日报》及一些进步书刊上发表，他的名字在社会上逐渐响亮起来。
1935年春，柳乃夫东渡日本东京留学。同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救国会党组书记钱俊瑞考虑缺少党内骨干，向上级党组织建议，电召柳乃夫回国。柳乃夫回上海后，在“生活书店”任编辑，担任《永生》杂志主编，秘密参加左翼社联（社会科学研究联盟）和文化界救国会工作。
1936年底，《永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柳乃夫又与郑天保、钱俊瑞、胡一声等创办《现世界》月刊。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当局的恐慌。由于其中一期刊载了革命歌曲《保卫马德里》，再次遭到查封。
在创办《现世界》的同时，柳乃夫和郑天保、胡一声等还筹办了引擎出版社，郑天保任董事长，柳乃夫任经理，钱俊瑞任总编。引擎出版社成立了党小组，钱俊瑞任组长，柳乃夫为成员。他们以此为阵地，编辑出版了“引擎”文化丛书，刊登了大量进步文章及著作，深受读者欢迎。
柳乃夫以“新生命”的充沛精力，日以继夜地工作，撰写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日本大陆政策》《资本主义的前途》《世界往那里去》《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
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喧闹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柳乃夫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活跃于战火纷飞的上海街头，亲自起草“文救”的诸多文件，一些公开和秘密的刊物，从写稿到排印，几乎都是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完成的。
9月上旬，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动组成“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柳乃夫任团长。服务团成员背起行李、油印机、宣传品等徒步跋涉，先后到达浙江嘉兴、桐乡、吴兴、长兴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又辗转到江苏宜兴、潥阳及安徽等地，行程数千华里。
服务团没有经费，全靠自己筹集。离开上海一个月左右，200多元经费便用完了。柳乃夫连忙折回上海，在三天内赶写出《内地工作经验》，得了60元稿费。
恰巧此时，家里电告父亲病危，给他寄来30元路费，催其回家，但柳乃夫已顾不得许多，毅然把寄来的路费捐出。他东拼西凑筹得150元后，赶回服务团，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半年多时间里，柳乃夫率团活跃在大江南北百余个城镇。他们举办大型图片展览、出墙报、画漫画、教唱歌、演讲，发动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抗敌后援会。每到一处，他都忙于和地方各界、驻军部队联系，安排团内活动。晚上，他经常通宵达旦地挑灯写作。
1938年春，柳乃夫到武汉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工作。6月初，国民党山西抗日友军第38军赵寿山部（西北军杨虎城部）派人到武汉，请求中共党组织协助聘请教官到该部训练干部，并特别提出请柳乃夫前往任教。经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意，柳乃夫等被派遣到第38军工作。
柳乃夫来到38军后，主要在军部干训班作政治教官。干训班设在山西平陆县茅津渡，分军官队、军士队和教导队，柳乃夫主要讲授“日本侵华史”（中日问题）课程。干训班的许多学员此前就读过柳乃夫的文章，对他慕名已久，课前课后，他身边都围满了学员。
柳乃夫除担任政治教学工作外，还随第38军在山西王屋山一带同日军作战。1938年8月，部队在中条山芮城、平陆两次粉碎日军大举进攻后，他以“维之”笔名采写了不少战地报道，发表在汉口《大公报》及西安《文化日报》上，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这年秋，柳乃夫突患黄疸病，到后方西安治疗。治病期间，他在给夫人唐宗鹤寄的照片背面，写下四首诗歌，以此表达以身报国、不惜为国捐躯的志向。
他非常清楚家中的困境，一家老小全靠弱小的妻子苦苦支撑，然而，他更明白：国之不存，何以有家？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回我们同日本打仗，不是为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不做亡国奴，为了子子孙孙不做奴隶。如果大家不干点有意义的事，那不是牛马不如吗？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去干，不是最可耻的人吗？所以，为了这光荣的事业，就是不幸被打死，也是值得的。”
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有一次和敌人接近，才一里路光景，机关枪好像在耳朵边放一样，你们以为这很可怕吧？其实没有什么了不得，人一到了战场，胆子自然会大起来。在四川，现在可以说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许多人在拼命，做亡国奴的命运，早已落到四川来了。”
10月底，柳乃夫患病初愈，身体还较虚弱，但他坚持返回部队工作。1939年1月，他由刚提升为177师师长的陈硕儒力邀，前往177师部任秘书。
这年6月6日，日本侵略军以第20师团和第37师团的一半兵力，配属两个炮兵联队，一个飞机大队，第六次大举进攻平陆县茅津渡第38军防区。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38军伤亡甚重。
8日，177师在平陆东部普际桥一带遭到日军猛烈进攻，被敌包围。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冲出重围，177师兵分两路突围，师长陈硕儒率一部分战士向一个方向突围，柳乃夫同另一部分将士向相反方向突围。
不幸的是，柳乃夫所在部队被大批日军紧紧咬住，前面是滔滔黄河，战士们只好背水一战，英勇反击。鬼子的机枪疯狂扫射，柳乃夫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柳乃夫的牺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西安、成都、桂林、平陆、上海租界等地为他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
12月17日，柳乃夫追悼大会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小学举行，生前好友、部队代表、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新华日报》《新民报》《新蜀报》等各大报记者共200余人参加。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等先后致辞，高度评价他的牺牲精神：“乃夫先生以大有作为的英年，投笔从戎，牺牲在抗敌前线，真把那些畏敌如虎，奴颜婢膝的大人先生们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