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万里初到安徽，内心深处就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三分之一的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障，饥饿与贫困如影随形。

第二天清晨，万里带着三个馒头，踏上了前往金寨县的路。

金寨，那片曾经的革命老区，如今却饱受贫困的折磨。一路上，他看到的是破败的村庄、干涸的田地，还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百姓。

当他走进一间漏风的茅屋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如刀割：

一个瘦弱的女孩紧紧裹着破旧的棉被，身体在寒风中颤抖。万里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轻轻披在女孩身上。

那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欠百姓的债，该还了！”

考察结束后，万里站在田野上，望着那片曾经洒满先辈热血的土地，心中满是沉痛与愧疚。

他感叹道：“这是革命老区啊！我们不能让百姓再受苦了！”

他深知，必须要做出改变。要是还按照以前的老路子走，注定行不通。

一年后，1978年3月，国家要求各省一把手赴山西昔阳县学习“农业学大寨”。

当时对于那样的安排，万里心中颇有不满，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学习“人造梯田”，根本解决不了安徽百姓的生存问题。

于是他称病缺席，只派了一个代表前去学习，临走时他还叮嘱代表道：

“大寨这一套，我们不拥护，学不起，也不能公开反对。”

等代表走后，他又投入到工作中。一边实地考察农村面临的困境，一边思索着农村、农民的出路。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

1936年，20岁的万里在山东曲阜加入组织，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万里早年参与革命活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

1975年，他被任命为铁道部高层，面对当时中国铁路半瘫痪的困境，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决心，推动了铁路系统的整顿和恢复。

1977年，曾在铁道系统创造了整顿奇迹的万里，再次临危受命，接到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出任安徽省领导，拯救那个中国最贫困的省份。

正因如此，才有了文初万里视察农村的场景，以及他在农村改革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在村民严立华家的土屋里秘密聚集。

在昏暗的灯光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气氛凝重而紧张。

在村民严宏昌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分田单干，实行“包干到户”。

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抉择，更是农民们想活下去的无奈选择。

村民们在一张简陋的字据上挨个按下红手印，那份字据不仅是对未来的承诺，更是对生命的赌注。

因为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包干到户”被视作“复辟资本主义”，一旦暴露，他们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然而，小岗村村民们已经没有退路。

当时的凤阳是出了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村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中，许多人甚至靠乞讨度日。正如严宏昌所说：“如果走出了这条路，我相信组织肯定会实事求是的。”

他们决定用“托孤”的方式表达决心：如果有人因“包干到户”而遭遇不测，其他村民将共同抚养其子女。

然而当小岗村的“秘密”传到上级后，反对声浪汹涌而来。

有人痛斥那是“倒退”，有人指责“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关键时刻，万里挺身而出，面对那些质疑的声音，他猛拍桌子，斩钉截铁地说：

“老百姓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如果滑向资本主义，我来拉回来！但如果能多打粮食，就能救活很多人！”

不久后，万里亲自来到凤阳调研。

面对凤阳县领导对“包产到户”的顾虑，他当场拍板：“就让它干！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正是那份勇气和担当，为小岗村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支持，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吹响了号角。

很快，小岗村就带来了好消息。

1979年，小岗村迎来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

要知道，此前小岗村一年的粮食收入仅3万斤，这足足增产了4倍多。

当村民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时，严宏昌捧着粮袋泪流满面：“这辈子没想过能吃饱饭！”

然而，小岗村的大丰收，并未平息市场上的争议。

很快又有人发文痛批“包产到户”，其中一位叫作“张浩”的作者发文批判道：

包产到户的做法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并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那篇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安徽、河南等地首当其冲，许多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甚至暂停了春耕春播。

万里看到那篇文章后非常生气。

他已经用试验论证了，包产到户不仅没有错，反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于是万里连夜组织反击，向高层递交了一份上万字的报告，其中用详实的数据证明：“增产才是硬道理！”

他还冒险将小岗村的经验写入政府文件，并建议允许“边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为改革争取更大的空间。

那场博弈最终惊动了邓公。

邓公仔细研读了万里的报告，在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于1980年做出公开表态：

“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怕，这不可怕。”

邓公的那一表态，为包产到户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也让安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不久后，“75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

文件强调，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那一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也为农村改革扫清了障碍。

彼时，万里正蹲在皖南的山坡上，教农民嫁接板栗树。他一边干一边说：“别光种粮，还要搞商品农业！”

万里的坚持不仅改写了中国农村的命运，更让“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传遍神州。

多年后回望，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与万里的乌纱帽，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对赌”。

没有书斋里的理论，只有饿怕了的农民与敢担责的官员，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

正如万里所言：“什么是社会主义？让人民吃饱饭，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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