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商人索贿是贪官的惯常操作，一般来说，涉及的项目越大，利益越大，索贿的额度就越高。
在诸多滋生贪腐的土壤中，建设工程领域始终是“重灾区”，这是因为建设工程的金额大，周期短，效益好，工程承包人和建设企业的老总也相对“阔绰”。
和制造企业老板的不同，建筑企业老板们的想法就是“做一单、赚一单”，他们做工程都是以项目为单位，所以为了获得高利润的项目更加舍得投入。
早几年，政府部门发包的公建项目有很多是“明码标价”，即在设定控制价时允许施工单位有合理的利润，在这一利润率基础上，只要管理得当，材料价格没有太大的欺负，或者黑心一些“偷工减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了。
在90年代，一般的工程项目还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小打小闹，但到了200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程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出现造价上亿、十几亿的大型项目。
就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建筑企业的平均管理水平而言，21世纪初期一个土建项目的利润点往往能达到10%-20%，市政项目利润更高，所以建筑界又有“金桥银路草房子”之说。
合同价一个亿的项目利润10%-20%是什么概念？也就是施工企业用2-3年就能实现1000-2000万的毛利润，这可比辛辛苦苦开厂办企业赚钱快多了。
工程建设
当然，这10%-20%的利润绝非建筑企业或者承包人一家两家所能独占，除掉他们，还有许多个体参与到这块利益的瓜分中，形成了巨大的灰色利益链。
2000年，出身溧水县农村的易善玲走马上任了溧水县永阳镇（现为永阳街道）党委书记，为了这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的位置，她已经摸爬滚打了25年。
这个“镇党委书记”是什么概念呢？南京市是副省级城市，溧水县也就比普通地级市的市辖县高一级，县委书记属于副厅级。
然后溧水县下属的永阳镇也比普通的镇高一级，镇党委书记属于副处级，如果兼县委常委还能升到正处级。
从当年的公社广播员到公社团委书记，再到副乡长、镇长、县计生委主任，从办事员到如今的副处级干部，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易善玲感慨万千。
干到副处级，时年40出头的易善玲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她一没有高干背景，二也不靠关系，三自己长相也只能算普通，实在拿不出什么“美女镇长”之类可以炒作的爆点。
在这种情况下能干到副处级，属于标准的成功人士，多少公务员奋斗一辈子的天花板也就是个正处级。
担任广播员时的易善玲
别看“镇党委书记”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芝麻大的干部，但只要镇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其手中的实权依然不小。
永阳镇，听起来像是个乡下的穷地方，其实却位于溧水县的中心地带，从永阳镇党委、镇政府出发，步行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溧水县委、县政府。
从这里向北出发，开车不用50分钟就可以抵达南京市最为繁华的夫子庙地区，所以永阳镇也可以说算是南京的郊区，妥妥的江苏省内经济繁荣地区。
2000年以后的乡镇经济发展迅速，镇书记是镇里的一把手，凡是经费使用、土地划拨、企业引进、产业投资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书记的审批。
镇里的党团活动、党风廉政建设、人事任免也属于书记的权限范围，人、钱、事这三样最重要的东西都控制在书记手中，因此书记往往成为许多商人趋之若鹜巴结讨好的对象。
除此之外，镇政府这种基层机关“天高皇帝远”，一般纪检监察网络很难完全覆盖，也就难免有腐败分子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
果然，易善玲当上镇书记没多久，就有生意人上门拜访。
当年永阳镇就在溧水县旁边
说句实在话，像镇书记这种级别的干部，其实和市、区里一些部门领导的待遇已经差不多了，她的办公室也不是普通人说进就能进的。
你要是没有一定的身份和家底，说不定连镇政府的大门都走不进去。
易善玲以前不是没有和生意人打过交道，也深知这些商人的秉性：哪怕今天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只要有共同利益，明天也一样和你把酒言欢称兄道弟。
在他们的心目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对错是非，只有纯粹的利益关系。之所以他们愿意前来巴结，无非是看中了自己手里那点权力，而非自己这个人。
这次上门来的吴总是镇里的集体企业泰来房地产公司的副总，这人“鬼”得很，去年就打听到易善玲即将要升书记的消息，年初人事任命还没正式下来就拎着大包小包到她家里拜访。
本来送点烟酒茶叶不算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可这位吴总除了烟酒却拿出了一封厚厚的红包。
易善玲吓了一跳，本能地拒绝了，她从进入公务员体系开始还没有收过别人的钱，而且她此时的认知世界中，收红包就等于受贿，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担任干部之后
在她的推辞下，吴总把红包收了回去，但这却不能阻止日后吴总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她送红包。
贪污受贿这种事，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有道是拿人的手短，易善玲对于吴总的企业难免多了几分关注。
果然，这次吴总也是带着目的来的，二人寒暄了没多久，就提起了吴总所在的泰来公司打算“转制”，从集体企业转成私人企业的事情。
国企、集体企业转制这个事情十分敏感，由于涉及到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弄不好是要被追责的，这点易善玲心里非常清楚。
但是吴总似乎对这个公司志在必得，其实他没有告诉易善玲，泰来公司的资产总值有1000多万，而想要盘下公司只需要最多500万，这笔生意绝对是大赚特赚。
听着吴总大谈自己对泰来公司以后的畅想，讲得唾沫横飞，易善玲没有吭声，但她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她很快了解到，想要泰来公司掌控权的不止吴总一人，他的竞争对手还有泰来公司的总经理“老宋”。
贪字已写在脸上
既然有竞争对手，易善玲的脑海里很快生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她首先找到吴总，告诉他：
“老宋也想拿下公司，况且他目前主持工作，这事有点难办。不过我考虑好了，公司由你负责。”
吴总顿时受宠若惊，此时除了送上厚厚的“好处费”，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随后易善玲又放出风声“镇里对吴总接手泰来公司十分看好”，本来胸有成竹的老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焦虑，也去找了“易书记”，见面就送上了5万块钱的红包。
易善玲左右逢源，前后通吃，捞钱捞得不亦乐乎，当然，谁能最终入主泰来公司，就看谁送的好处更多了。
这场激烈竞争的结局以吴总获胜告终，不久，公司改制后的法定代表人被更改到吴总的名下，老宋不得不认输。
在这笔交易中，吴总真的是赢麻了，算起来他只拿出了200多万的资金就全部拿下了泰来公司的资产，转眼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当地巨富。
泰来公司开发的某楼盘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自己也只不过是易善玲圈养着的一只“肥猪”而已，易善玲之所以如此热心地扶植他，“栽培”他，无非是想要让他长得更“肥”一些，将来可以割肉。
不同的是，猪只能宰一次，而“老板”可以宰很多次。
作为房地产公司来说，最需要的资源就是资金，可最难获得的也是资金。吴总刚拿下泰来公司，公司的经营便遇到了一次资金危机。
起因就是吴总的生意扩张得太快，眼看又拿下了一块土地，可是财务账上用来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钱却不够了。
眼看因为无法按期缴款土地就要被收回，前期的上百万投入都要打水漂，着急的吴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最终，还是“易书记”出马，通过镇里的关系帮吴总筹措到了一大笔钱，最终使得项目顺利开工。
这还不够，在泰来公司与其他企业竞争溧水县一块面积达88亩的稀缺土地时，又是易善玲出面找到县政府，把土地开发权争取到泰来公司手里。
春风得意
此时在吴总的眼里，易善玲已经和再生父母没有什么两样了，因此当易善玲告诉他自己的女儿要到美国去留学时，吴总二话没说就送上了10万元的红包。
其实不仅是吴总，那个在竞争泰来公司所有权的过程中失败的老宋后来另外开了一家公司，同样得到了易善玲的“照顾”，在融资和拿地过程中获得诸多便利。
易善玲十分清楚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她也会分散“投资”，反正动用权力也只是举手之劳，而权力过期不用就会作废。
做人最重要的是知恩图报，从此老宋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厚礼去易善玲家里拜访，也不知道在易书记的家门口有没有和吴总偶遇过。
2003年年初，易善玲由永阳镇党委书记再进一步，提升为溧水县分管城建的副县长，成为正处级干部，手握城镇建设、国土规划、房产管理等实权。
这一年易善玲46岁，如果在副县长任上不出问题，下一届很可能提个正职县长/区长，再转人大/政协退二线，真正下来之前可能还会再升一级，副厅级退休。
就算不提级，干两届副县长再退休，那也是平稳落地。
在贪腐的路上越走越远
只不过易善玲并不这样想，毕竟城建口手握土地出让、开发、施工、验收等大权，一时之间，找“易县长”联络感情的、求其办事的人几乎踏破了办公室的门槛。
当然发达了不能忘了老兄弟，通过易善玲一再的提携，吴总的业务大大延伸，碰巧2003-04年全国迎来了一波房地产的热潮，最辉煌的时候泰来公司简直日进斗金。
短短两年，吴总已经成了真正的亿万富翁，公司每年纳税就多达上千万元。
2005年，易善玲的女儿小张从国外留学归来，在上海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但她心气很高，想要在上海定居发展。
这可愁坏了易善玲，因为当时上海的房价已经起飞，一般的房子单价都在6000/平方米左右，好的房子甚至要一万元一平米。
她虽然是副县长，但收入其实并不高，而且丈夫张世龙也不过是可基层的办事人员，两夫妻每月的合法收入加在一起也就八九千块钱，一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10万。
关键时刻，易善玲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已经身家上亿的“肥猪”吴总。
猪可以开宰了
趁着吴总到自己办公室里联络感情的机会，易善玲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到在上海为女儿买房上，并抱怨说：“现在上海的房价太贵了。”
吴总是多年混江湖的人精，一听便知道“易书记”的话外之音，于是便提出“借点钱”给易书记。
他说到做到，第二天便通知易善玲的丈夫张世龙：“你女儿买房子困难，我给你弄了点钱，你有空就来取吧。”
张世龙随即开车过去，大大方方地将吴总送来的100万元笑纳。后来，吴总又以给易善玲女儿投资粉末厂为由送给她40万元现金，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就是140万元。
除了吴总，江苏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派驻溧水的副总张总与易善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因为易是城建口的主管领导，张总想方设法地攀上易善玲的关系，从此他在溧水的房产业务果然有如神助无往不利。
感恩戴德的张总从此也成了易善玲的铁杆“盟友”，每年送到易家的钱财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不过每次送好处基本都是易善玲的丈夫张世龙代劳，易本人并不出马。
2005年5月，张世龙又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了张总所开发的溧水县某住宅小区一套近200平方米的跃层房屋，净赚20万元。
相关小区
2007年，易善玲调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总工会主席，这个岗位没有什么实权，当然来请托的人也就寥寥无几。
导致两夫妻的贪腐行迹败露的一个原因，竟然是女儿小张过于高调，她豪车和名牌包包不离身，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工资所能承受的范围。
2009年8月，江苏省、南京市纪委根据群众的多次举报决定对易善玲、张世龙涉嫌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很快，易善玲两夫妻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在被抓初期，易善玲简直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于检察人员的问话一问三不知，东拉西扯，拒绝交代任何实质性问题。
而早已外逃的张世龙则一直东躲西藏，和公安机关大兜圈子，同时和易善玲家人暗通款曲，通风报信，不断暗示易善玲要“撑住”。
只可惜犯罪分子的顽抗是徒劳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算易善玲不说，那些曾经给她送过贿赂的商人们也会把相关的事实交代得一清二楚。
商人就是这样：为了保全自己他们什么都会做，更何况是交代别人的犯罪事实。根本不用审问，只要一进去就竹筒倒豆子般全招了。
事到如今，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在公安部门的全力追缉下，妄想着逃脱法律制裁的张世龙也很快落网。
经法院审理查明：易善玲、张世龙利用易善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6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易善玲还单独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32.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
有一说一，作为一个在江苏一线城市的实权部门干了快10年的中层干部，易善玲以张世龙为“白手套”，妇唱夫随地苦心经营，大肆贪污受贿，这么多年居然只收了192万多元的贿赂，这个性价比委实有些太低了。
当然，猜测归猜测，贪污受贿金额必须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面对如山的铁证，易善玲的态度发生了近乎180度的大转变，她痛哭流涕，忏悔说：
“我无法面对关心我的人，无法面对我的家人，现在我只能用泪水洗刷我的罪恶，我的教训沉重而深刻……”
贪腐夫妻档
张世龙则一边向审判长、公诉人鞠躬一边说：
“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不起我的家人，更对不起自己！如今这一切我无颜以对。最后我感谢教育我的纪委和检察院同志！”
再说句实在话，作为善良单纯的吃瓜群众，我们也是无法辨别两个人到底是真心实意地忏悔还是虚情假意的做戏。
2010年6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易善玲有期徒刑10年，张世龙有期徒刑4年，二人共同犯罪所得人民币192.7万元予以追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