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系将领里，缺乏个人基本部队者，不仅同窗轻视，就连蒋介石也会将其视作逊色之辈。

但有位特例，他乃黄埔一期学员郑洞国。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有两位著名的憨厚人物，其一是杜聿明，另一位便是郑洞国。

称杜聿明为老实人，多人持异议。尤其是关麟征的支持者们，他们时常抨击杜聿明，对此尤为不满。

他们认为，关麟征军界半生仅得52军，是因杜聿明暗中挑拨徐庭瑶不交第5军给他。以关麟征的能力和战功，即便不及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亦应相近。

潜台词意味着，随着情况的变化，他们的要求或期望也会相应提高。

然而，这些人却忽略了这一点。

当初，在17军的编制中，徐庭瑶对关麟征颇为赏识，并有意将17军的指挥权托付给关麟征。

可关麟征坚决反对！

为何如此呢？

关麟征性格刚毅，立志自力更生，独树一帜，不愿日后受制于人，头上再有上司管辖。因此，他决定带领25师脱离17军。

既然当初态度坚决，为何日后又要心生悔意，自寻烦恼呢？

这反映了非关麟征本人的风格，乃是那些企图从关麟征处获利未遂者的嫉妒之辞。

郑洞国独树一帜，自投身军旅至东北，似乎始终未曾遭受过任何人的指责与批评。

究竟是何原因呢？

郑洞国确为老实人，能忍气、背锅、让官、搬砖。在蒋系部队中，众人争官抢功、抛砖甩锅，相比之下，他这种品格犹如凤毛麟角，极为难得。

郑洞国虽数十年军旅生涯无固定基本部队，却深得蒋氏器重，抗战胜利后，更成为几大战场将领争相延揽的对象。

郑洞国能力出众，却为何未能拥有一支稳定的部队呢？

抗战初期，郑洞国已担任第2师师长一职。

遗憾的是，第2师并非郑洞国的嫡系部队，而是蒋介石的核心部队。

蒋系部队中的基本部队，指的是黄埔生凭能力整合的杂牌师级部队，并将其转化为嫡系。这支被成功转化的部队，便成为了该黄埔生的核心力量。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表明，该黄埔军校毕业生自此在军事领域获得了稳固地位的基础，得以安身立命。

有了该师作为基础，无论靠自身力量，还是老蒋另拨一杂牌师相助，这位黄埔生皆有可能晋升为军长。

若能成功领导这支军队，你便有可能晋升为军团长或集团军总司令。

审视后来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的崛起历程无一不遵循着相似的轨迹。

郑洞国本就成绩优异，身为优等生的他，无需依赖改编杂牌军的方式，便能顺利担任师长之职。

郑洞国甫任师长之职，随即被调至老蒋起家部队中的第2师，开启了新的军旅生涯。

抗战伊始，郑洞国率领所部投身于保定会战之中，奋力抵抗。

这次战役深刻烙印在郑洞国的心中，成为他终身难忘的记忆。

郑洞国难以忘怀的，并非战败与部队的重大伤亡，而是第2师所属52军军长关麟征的行为，那些做法深深寒了他的心。

为何如此呢？

1937年9月20日，保定会战爆发。至23日，25师在满城的防御被日军攻破，郑洞国迅速调遣一团兵力前往支援，但途中遭遇阻碍。

增援的2师6旅11团受阻后，漕河防线的防守出现漏洞，日军抓住时机发起进攻，成功突破了原本由该团负责的漕河防线。

郑洞国鉴于漕河防线难守，遂命令第6旅撤离该地，转而守卫保定城墙，以确保新的防御阵地。

至23日傍晚，25师在满城一线被击败，导致保定防线左翼出现大缺口。随后，负责右翼的陕军17师也神秘消失。

第2师两翼失守，后方空虚，日军骑兵迅速包抄，导致其后方机关遭受重创，损失极为严重。

常理而言，52军军长关麟征，负责保定防御，应向郑洞国明确指示：固守、驰援或撤退，必须有所决断。

然而，期望中的一切均未出现。

郑洞国因此勃然大怒，他感叹道，这哪里还像当年黄埔1期的同窗旧友！

自那以后，郑洞国对关麟征心生不悦，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

孤军守城，败局已定。幸得陕军裴昌会第47师及时增援，成功接应第2师撤出保定。

郑洞国深感唏嘘，同为黄埔一期同窗且为直属上司竟置之不理，反倒是非嫡系的第47师伸出援手。

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令人难以置信。

彼时，因第2师失去联系，众人皆以为郑洞国已然捐躯。

不久之后，郑洞国再次率领部队冲锋陷阵，杀出重围。

台儿庄大战中，郑洞国再次展现出色指挥，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众人皆认识到台儿庄的关键性，却未意识到运河防线实则更为关键。

若运河防线失守，即便台儿庄得以坚守，日军亦可借此绕至台儿庄侧后，实施包抄战术。

换言之，运河防线一旦沦陷，台儿庄的坚守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没有必要继续守卫。

1938年3月19日，第2师第6旅作为先头部队在运河北韩庄与日军遭遇，随即激战展开。因力量悬殊，第6旅边打边撤，逐步后退。

郑洞国此时率领第4旅抵达运河南岸的利国驿，并迅速命令该旅发起攻击，成功阻止了日军进一步的进攻势头。

不久，日军大队人马抵达并迅速尝试渡过运河。所幸第2师炮兵营及时增援，12门120毫米榴弹炮威力巨大，令日军溃不成军。

日军因抢渡运河无望，遂将主力东调，沿枣台线直逼台儿庄发起进攻。

台儿庄大捷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利国驿这一关键战役的胜利，若非此战，大捷或许难以成就。

徐州会战末期，第52军接获命令撤离战场，前往商丘进行休整与补给。

郑洞国麾下的第2师驻守邳县以北时，颇具预见地在阵地后方的运河上架设浮桥，该浮桥位置众人皆知，正处于碾庄圩以东区域。

在徐州大突围行动中，借助这座浮桥，成功撤离了十多个师的兵力，使他们得以安全离开徐州战场。

兰封会战结束后，大型战役暂告停歇，郑洞国因与关麟征关系不和，主动请辞第2师师长一职。

保定会战之后，关麟征是否曾向郑洞国阐明他当时的行动，这一疑问依旧存在。

从郑洞国主动请辞的行为推测，关麟征大概率未曾对此进行过说明。

郑洞国在辞去原职后，转而担任了汤恩伯麾下第31集团军的参议一职。

随后，郑洞国被委任至37军负责督战事务。

巧合的是，37军军长黄国梁曾是郑洞国在第9军2师4旅服役期间的上级旅长。

很快，郑洞国察觉出，这次所谓的巧合实则不然，乃是汤恩伯精心策划的结果。

为何？原因在于郑洞国刚赴37军督战，汤恩伯便以黄国梁指挥不当为由，打算让郑洞国接任军长之职。

汤恩伯认为，鉴于郑洞国与黄国梁旧交颇深，若由他出任军长，黄国梁应不会过分刁难，能顺利交接。

此外，这对郑洞国而言是个契机。一旦掌控37军，他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心兵力。

然而，郑洞国拒绝了这一提议。

郑洞国对汤恩伯所谓的“恩情”只能表示婉拒，他真心无法做出此类事情。

随后，郑洞国急忙告别37军，重返汤恩伯麾下，仅以一介参议之职，无任何实权地留在了他的身边。

尽管郑洞国不愿，但黄国梁仍被调任第65军军长，37军军长则由该军第60师师长陈沛接任，自此，37军归入陈诚的“土木系”麾下。

武汉会战告捷后，郑洞国再次获得出任军长的契机。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郑洞国获蒋氏委任，担任第98军军长一职。

客观而言，汤恩伯对郑洞国颇为关照，先安排其至37军，后又调至98军，种种举动皆意在将郑洞国纳为亲信。

郑洞国最终决定放弃，他选择成为杜聿明第5军中的荣誉师师长，甘愿接受这一安排。

汤恩伯心存疑惑：为何有人不愿担任军长，而甘愿去做师长呢？

事实证明，郑洞国颇具远见。唯有与志同道合的杜聿明并肩作战，他方能尽情施展其军事才能。

在昆仑关大战里，郑洞国指挥荣誉1师展现出强大实力，因此荣获晋升，成为第5军副军长。

桂南会战告终后，蒋氏感念郑洞国，遂下令以荣誉1师为核心，增拨两师予郑，组建成第8军。

自此，郑洞国终于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核心部队。

郑洞国刚训练好第8军，便接到蒋氏调令，任他为新1军军长。随后，第8军军长一职由何应钦侄儿、“侄帅”何绍周接任。

这并非蒋氏有意压制郑洞国，而是实属无奈之举。

究其原因何在？

新1军军长原定邱清泉，但众人虑其脾气暴躁，若派其前往，恐难以与盟军和睦相处。

郑洞国秉性忠厚，脾气温和，换言之，他能坦然接受吃亏，也能从容忍受委屈。

于是，郑洞国无奈舍弃了刚训练完成的第8军，转而前往新1军，担任其领导职务。

郑洞国甫一就职，便面临两大挑战。

史迪威鉴于中国驻印军军官素质不足，遂从国内调派300余名军官前往，意图全面替换现有中国驻印军军官。

二是，驻印军在部队进行训练期间，规定连级及以上军官不得亲自参与具体的训练活动。

这一举动激怒了平时性情温和的郑洞国。

且不论史迪威调来的军官质量如何（“二战”时，盟军精锐赴欧，亚洲战场所得多为平庸之辈），单论其禁止驻印军连以上军官参与训练，便显露了他欲将驻印军变为殖民军的意图。

为何如此断言？

试想，若各部队指挥官均不了解本部队装备操作与火力部署，战斗何以进行？

欲行军打仗，须求助盟军。借此，史迪威麾下军官可趁机接管部队，将驻印军转变为受其控制的军队。

令郑洞国更为愤怒的是，史迪威的参谋长柏德诺，在与他交涉时竟傲慢地宣称，驻印军仿佛是他们的附属品。

郑洞国愤慨之余，向史迪威表达了深切的不满。史迪威则淡然一笑，简单几句圆场话，便将此事轻轻带过。

开战后，史迪威麾下众人显露真容。他们本为平庸之辈，初至战场仅为上尉、少校，不足一年便晋升至上校、准将乃至少将，空谈战术却乏战场实战经验。

此现象不仅限于盟军军官，史迪威亦是如此。

谈及战术，史迪威或可称高明，但论及指挥经验，他却是个门外汉。

孙立人、廖耀湘等中国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出色。面对实际情况，史迪威不得不收敛傲气，转而让中国将领主导部队指挥权。

因此，郑洞国顺利取得了新1军的部分指挥权。

抗战结束后，郑洞国意外接到蒋氏命令，被急调任命为侍卫长。

这对黄埔将领而言，实属罕见的荣耀。

为何？一旦担任侍卫长之职，日后即便卸任，也定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

当众人因郑洞国获得此“好运”而心生羡慕之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究竟是何原因呢？

郑洞国自尊心极强。

郑洞国认为此次调动是蒋氏为奖赏其驻印军功绩。但他深知蒋氏虽看似文雅，实则行事粗暴，稍有不悦，便对下属轻则怒斥，重则施以拳脚。

此做法对具奴性者或为利好，但对如郑洞国般有气节之士，则是极大的侮辱。

故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郑洞国最终婉拒了蒋氏提出的这份好意。

众人正惋惜间，汤恩伯瞅准时机，迅速向郑洞国发出邀约，恳请其担任第3方面军副司令官一职。

回想起汤恩伯往日对他的器重，此番，郑洞国欣然应允，没有推辞。

郑洞国抵达第3方面军后，出乎意料地未被赋予实权，反倒被闲置一旁。汤恩伯仍旧倚重的是多年追随他的张雪中和陈大庆等亲信。

这让郑洞国感到十分困惑。

既然安排我前来，却又不愿赋予我相应权力，那我此番前来究竟有何意义？

直至晚年，郑洞国终于领悟了其中的真谛。

汤恩伯调郑洞国至第3方面军，意在利用其对新1军与新6军的影响力，而非看重郑洞国本人。

彼时，汤恩伯部队正待转赴山东战场，若能将其与新1军、新6军合编，无疑将大为增强其实力。

然而，汤恩伯的希望破灭了，因为他麾下的新1军与新6军被调遣至东北战场。

因这两个军未至，郑洞国原先被倚重的价值便已不复存在。

1946年初，杜聿明因重病缠身，不得不辞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职，离开东北地区。

出发之前，他专门向蒋氏推荐，提议由郑洞国暂时代为履行他的职责。

此次举荐，既出于公正无私之心，亦夹杂些许个人考量，公私兼顾。

谈及公心，东北的52军、新1军及新6军与郑洞国关系密切，他若前往，定能有效指挥这三支主力部队。

谈及私心，郑洞国的性格正直与人品高尚，决定了他不会利用杜聿明离开东北的契机，来削弱或取代其在东北的地位。

东北战场上，蒋系将领无人能逆转局势。杜聿明之后，陈诚、卫立煌相继前往，却都未能改变东北战场的败局。

郑洞国在心境沮丧之余，做出了请假前往北平就医的决定。

未料，刚准许郑洞国就医的卫立煌突然反悔，坚持要他去守长春。为确保郑洞国遵从，还特地请来了蒋氏施加压力。

郑洞国此刻束手无策，他不能违背蒋氏的命令，毕竟服从上级是军人的天职。

于是，郑洞国决定留在长春。

人们常说老实人不会吃亏，但郑洞国这位老实人却似乎总是处于不利之地，不断遭遇吃亏的情况。

抗战后观之，郑洞国虽受东北杜聿明与山东汤恩伯争抢，却未得任一方视为同袍，均未将其视作自己人。

汤恩伯起初重用郑洞国，意在借助他掌控新1军和新6军。然而，目的未达后，郑洞国随即遭到了冷落。

杜聿明怀有私心，意图让某人替他守护基业，确保核心部队安全无虞。

卫立煌行事过激，明知东北与长春难守，却仍执意牵连郑洞国，此举颇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