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25日，北京城的暮春寒风裹挟着血腥气。
紫禁城西北角的煤山上，一棵歪脖槐树下悬挂着一具披发覆面、赤足褴褛的尸体,大明末代皇帝崇祯。
三日前，这位曾誓言“君王死社稷”的帝王，在绝望中挥剑斩杀妻女，自缢殉国。
当李自成的部下发现崇祯遗体时，这位新晋“大顺皇帝”伫立良久，面色阴晴不定。他既感慨前朝君主的悲凉结局，又隐隐预感到自己脚下这片金砖铺就的宫阙，终将成为另一个权力的修罗场。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
17年前，陕西米脂县的驿卒李自成因失业杀妻逃亡时，绝想不到自己会成为终结276年大明江山的“闯王”。而此刻，当他身着粗布黄袍，踏入乾清宫的那一刻，命运已悄然埋下覆灭的伏笔。
从草莽到龙椅，42天的帝王生涯，将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开国”传奇。
驿卒之殇
1606年，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
这个西夏党项后裔聚居的村落，自古民风彪悍。与明太祖朱元璋相似，李自成的童年充斥着饥饿与屈辱。
家徒四壁的茅屋、地主鞭下的羊群、寺庙檐下的残羹，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天生神力，能肩扛三百斤粮袋奔走如飞。
1627年，21岁的李自成迎来人生转机，他成为了银川驿站的驿卒。在交通闭塞的明末，这份“铁饭碗”虽俸禄微薄，却足以让他娶妻成家。
然而，崇祯继位后，发布的驿站裁撤令，将数万驿卒推入绝境。失业的李自成因欠债遭官府缉拿，妻子韩金儿与县吏私通之事更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月黑风高夜，李自成手刃奸夫淫妇，带着侄子李过亡命天涯。
这场血腥逃亡，恰似明末社会的缩影。
自1618年起，为应对辽东战事，明朝相继开征“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到了崇祯末年，三饷总额高达2000万两，超过之前的赋税近十倍。地方官吏则借机横征暴敛，私派多于正赋，民不聊生，百姓拆屋卖子都不能缴纳赋税，抛家舍业的人，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小冰河期的天灾肆虐北方，气候异变更是引发连锁灾难。陕西连续七年大旱，人相食，死者枕藉。河南“飞蝗蔽天，食禾稼殆尽”，江南暴雨成灾，“湖流域水深数尺。饥民掘观音土为食，腹胀而死者不计其数。
甚至，灾民中还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惨状。而朱明宗室依旧骄奢淫逸。福王朱常洵在洛阳府库囤粮百万石，却拒不放粮赈灾。
当李自成投奔王佐挂起义军时，陕西早已烽烟四起。高迎祥、张献忠等枭雄并立，饥民中“迎闯王，不纳粮”的民谣更是传遍黄土高坡。
1636年，黑水峪之战成为李自成命运的转折点。
他的舅父兼起义军首脑高迎祥被孙传庭在此设计伏杀，残部推举李自成为新“闯王”。这个曾因克扣军饷怒杀明将的莽汉，此刻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摒弃流寇作风，严令践踏农民的土地，还效仿刘邦“约法三章”，要求部属不乱杀、不放火、不劫掠。
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口号，犹如黑暗中的火把，更是瞬间点燃了中原大地。
当明军为筹措军费强征“练饷”，导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时，李自成却在洛阳开仓放粮，饥民“赢粮影从，日夜不绝”。
史载，李自成的部队所过之处，“父老争献牛酒，子弟愿执鞭镫”。这与张献忠“七杀碑”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明末起义军中，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关系堪称微妙。
1635年荥阳大会时，二人曾共推高迎祥为盟主，约定“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然而随着势力扩张，矛盾日益激化。
两年后，张献忠在谷城诈降明军，导致李自成部遭洪承畴围剿，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退守商洛山时，曾愤然作诗：“寄语张献忠，休得再负盟！”
至1643年，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则横扫中原。
两大枭雄虽未直接开战，但暗中较劲不断。张献忠铸“西王之宝”玉玺，李自成便刻“奉天倡义大元帅”金印；张献忠在成都“科举取士”，李自成即在西安“设局造历”。
这种竞争看似推动农民政权制度化，实则暴露了流民集团的文化短板，他们可以破坏旧秩序，却无力建构新体系。
好在，李自成的军事才能，要凌驾于明军之上的。
面对傅宗龙、杨文岳的九边精锐合围，他采用“诈降诱敌”之计，先遣部将李过佯装溃退，待明军深入伏击圈后，以三万骑兵侧翼包抄。此战，明军“死者四万余人，器械辎重尽失”，傅宗龙被俘后遭凌迟处死。
次年朱仙镇会战更显其战略眼光。
面对左良玉十万大军，李自成放弃正面决战，转而切断明军粮道，同时派刘宗敏率轻骑夜袭火药库。饥疲交加的明军不战自溃，左良玉“弃军南逃，仅以身免”。
至1644年，38岁的李自成已拥兵百万，建号“大顺”，定都西安。而中原也再无明军主力，李自成得以长驱直入，剑指北京。
紫禁城42日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缥衣，率军由德胜门进入北京。
此刻的他，仍保持着农民领袖的朴素。将崇祯与周皇后合葬田贵妃墓，允许明朝官员“去留自便”，甚至试图招抚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然而，权力巅峰的眩晕很快击碎了“梦中”的理想。
入城次日，李自成既未及时登基正名，也没有派重臣安抚尚未归附的江南，反在武英殿设“比饷镇抚司”，将北京城洗劫一空。
他的麾下大将刘宗敏则强占前明嘉定伯周奎府邸，熔铸刑具“五千副夹棍”，逼迫明朝官员“助饷”。内阁首辅魏藻德十指尽断，交出白银万两仍被拷打致死；国丈周奎被炙铁烙身，惨叫三日方绝。
就连普通商贩也被勒索“磨镜钱”、“扫地银”，昔日“迎闯王”的民心，转眼化作“恨贼”的怒火。
当李自成斥责部将劫掠时，刘宗敏却反唇相讥：“皇帝之权归你，富贵之权归我！”更致命的是，刘宗敏还强占了陈圆圆，彻底激怒手握关宁铁骑的边将吴三桂。
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倒向清军时，李自成竟然杀光了吴三桂的全家，然后贸然的亲率十万大军仓促东征。
此时的大顺军早已腐化。士卒“怀金银满腰，日夜思归”，刘宗敏等将领拒不出战。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八旗铁骑借狂风沙尘突袭，李自成精锐尽丧于一片石战场。
山海关致函不仅葬送了大顺主力，更让北京成为空城。兵败后不久，李自成留守北京的部队就劫掠百姓的财富，仓皇向西逃窜，犹如丧家之犬。
1645年5月，李自成带着二十余亲卫，冒雨奔逃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时，被当地乡勇程九伯误认为流匪。混战中，这位曾席卷半壁江山的“闯王”，竟死于农夫的锄头之下。
他的尸首被草草掩埋，连墓碑都未留下一块。而跟随他一起反明的侄子李过，也终究难逃多尔衮的屠刀。
李自成的败亡，恰是黄炎培所言历史周期率的鲜活例证。他凭借“均田免赋”聚众百万，却因放纵部属虐民而尽失人心；他靠流动作战横扫中原，却未建立稳固的财政与官僚体系；缺乏政治远见的军事集团，终究跳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
反观清军入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宣布“废除三饷”“礼葬崇祯”，重用洪承畴等汉臣，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这种“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智慧，恰是李自成最欠缺的。
三百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谈及李自成时，曾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位明末起义领袖的悲剧，早已超越个人成败。
他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所有依靠暴力夺取政权者必须直面的困境，如何避免权力的异化？如何将“打天下”的军事优势转化为“治天下”的政治能力？
九宫山的荒冢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唯余山风呜咽，仿佛在诉说一个永恒的真理。得天下易，守天下难；破旧易，立新难。
李自成的42日帝王梦，终成中国历史最怵目惊心的权力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