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始于 1967 年的那个夏天”。
Sotamaa 回忆起他和 Victor Papanek 和 Buckminster Fuller 的结缘。上世纪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热潮从美国蔓延到了欧洲大陆，当时正负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学生联盟”的 Sotamaa 邀请了两位来芬兰，其中在赫尔辛基附近的芬兰城堡举行的“工业、环境和产品设计”研讨会”成为了今天人们说起设计创新运动不可绕过的一次青年社会实验。
Sotamaa 与两位前沿思想家的友谊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之后以助理教授的身份跟随 Papanek 去了美国，他们工作的普渡大学与 Fuller 当时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宇宙飞船号总部并不遥远，这段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两位创新家的思考与工作实践，他也成为了连接两位与北欧世界的主要纽带人物。Papanek 在著名的《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书籍中多次提到对北欧地区民主设计的赞许，他将芬兰设计视为民主社会产生的“良好生产形式”的杰出代表。Sotamaa 回忆起 Fuller 对他影响至深的话：“Fuller 说你永远不会通过与现有现实进行斗争来改变。要改变某些事，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使现有的模式过时。”
Sotamaa 此后的职业生涯围绕着推进设计变革和社会创新展开。在离开美国后，他去往非洲，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参与设计创新实践。之后返回芬兰，他被任命为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 Helsinki）室内建筑与家具设计系的主任，后担任校长，将其打造成北欧最好的设计学院。
他毕生都在实践提高设计作为创新策略的地位，以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Sotamaa 创立了今天全球领先的设计教育和研究机构积云（Cumulus），他形容这个机构从一个开放网络变成了今天的国际协会，核心理念是“交流知识和找寻最佳策略，提升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参与人类可持续世界建设的有效实践”。在芬兰，Sotamaa 的杰出贡献还包括提议将芬兰的三所顶尖大学——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大学、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和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了今天的跨学科大学阿尔托大学。
在中国，Sotamaa 曾居住四年，将北欧地区领先的跨学科设计创新和世界教育带来了中国。他在 2009 年参与组建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他是顾问院长和教授，他形容自己的教学理念在上海得到了最佳落地实践——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全球化视野、社会创新和跨学科教育，Sotamaa 认为教育是当下最重要的创新和远见。
借着他获得第二届“前沿设计创新奖”杰出贡献奖的契机，我们向他请教了他和中国的故事，以及他对于当下复杂社会变革时期的思考和探索。
以下是 WSJ. 中文版与 Yrjö Sotamaa 教授的对话：
WSJ.：Sotamaa 教授，祝贺你获得第二届“前沿设计创新奖”杰出贡献奖，也欢迎回到上海。我想这几天你应该感受到了人们对“设计”和“创新”的热情。但是，现在，与 AI 有关的讨论占据了更核心的位置，似乎没有“技术”就无法实现“创新”。
Yrjö Sotamaa ：我同意你的观察。我参加了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确实有很多关于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讨论。我认为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很“新”的问题，科技正在触发人们创造“新”的东西，人们想了解它有什么作用，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担忧，比如害怕它会接管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有一些人正确地提到——人工智能只了解过去，它无法思考未来，无法梦想，它只是设计师可以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
WSJ.：那么，你是如何定义“创新”的？
Yrjö Sotamaa ：它会很像“可口可乐”——这是一个密码，它将在全世界流行（笑）。我认为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创新的方式，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创新是指发明一种新技术，但在我们的思考中，我认为创新首先应该从了解人们的需求开始，然后找到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发明一个书柜这样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前展开讨论，我们可能没有人可以拥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环境和气候危机的挑战，我们必须去发明新的生活方式。
WSJ.：谈一下你和上海的故事。
Yrjö Sotamaa ：娄永琪教授邀请我来中国，那是 2007 年，然后第二年我主持了一个小组，为大学制定计划。我们在 2008 年 12 月花了三天时间为新学院制定了一个计划，命运决定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将是梦想中的大学。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同济大学领导层对国际专家的开放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想介绍我们在芬兰使用的一些教育思维，包括跨学科教育和全球开放网络合作。
WSJ.：将芬兰的跨学科教育和创新合作教学方法引入上海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Yrjö Sotamaa ：我来自这样的文化：一切都应该事先做好计划。我很快了解到这里不存在这种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不会发生，也不会取得进展。我很快适应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做事方式。这里的人们可以对某件事做出快速反应。他们知行合一，我很快就适应了， 我了解文化。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非常友好，雄心勃勃， 努力工作，我们可以让一切事情发生。
WSJ.：那最骄傲的部分呢？
Yrjö Sotamaa ：非常骄傲的是， 我们在 2008 年 12 月为新学院制定了计划。2022 年，它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艺术与设计专业中名列第 11 位，从零上升到 11 位，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大学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的。但它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中国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这里的人有能力推动世界向前迈进，这里可以吸引全世界有才华的人来上海工作。今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 QS 排名上升到了第十，发展还在继续。这是鼓舞人心的。
WSJ.：你前面谈到生活方式，上世纪六十年代，你职业生涯的开始，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反思生活，诞生了对我们至今影响深远的“反文化运动”。
Yrjö Sotamaa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芬兰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渴望美好的事物。芬兰的设计师和工匠能够生产世界上最漂亮的物品，他们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但人们真正的需求并不只是“美丽”的这些，当时，全球有很多反文化运动和社会事件正在发生，嬉皮士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性解放运动，还有越南的战争等等， 这些都影响了人们的心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年轻人对当时的世界普遍不满，我们想要去改变，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国际会议，所以我邀请了 Victor Papanek 和 Buckminster Fuller，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激进思想家。
WSJ.：那时候他们都在遥远的美国，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他们来芬兰，来参加一个北欧学生组织的活动？
Yrjö Sotamaa ：我不知道，也许是拉普兰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他们。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我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 他们就来了。在 1967 和 1968 年，来了两次，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个由学生组织的活动？我想这说明了一些事情——他们非常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想法与北欧思维产生了很好的共鸣，尤其是关于平等和社会责任的部分。当时，Papanek 并不受英国等主流设计世界的欢迎， 那时候他强调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你必须把人们的需求放在首位。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当我们决定某件事时，我们必须从了解人类需求开始。另一个是你应该考虑整个地球，要全面地思考问题，建立一个为全人类服务的世界。这两点对于我们当时年轻的北欧学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想法。
WSJ.：我想我们正在经历相似的时代情绪，我们中的很多人感受到当下世界的变化和冲突，我们也有许多的不满，同时也有许多的期待。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创新或者改变应该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远见。
Yrjö Sotamaa ：我认为是教育。大学是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地方。我认识很多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教育的整个理念是建设一个不同的未来，年轻人既有梦想又有愿景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我想强调的“AI 不可以做梦，不会拥有梦想，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我的儿子（编者注：建筑师 Kivi Sotamaa），他曾经和我说他想要去设计一座建筑，他确实去做了。
WSJ.：我有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我去过世界各地许多的设计周和创新活动，但是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设计周我感受到一种真正服务于普通公民的设计生活节，这和我在荷兰感受到的前瞻设计思考和英国、意大利的成熟商业设计活动非常不同，在芬兰，许多设计师和创新行业的人士更热衷参与社会梦想和城市服务。
Yrjö Sotamaa ：各个国家的情况非常不同， 因为我们的历史不同。像荷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他们繁华的贸易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有伟大的艺术家和富有的商人。在英国或者法国、瑞典，他们都有自己的上流社会。但是，芬兰是一个穷国，100 年前，它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果你在芬兰，你必须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你必须非常务实，非常小心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资源。我想某一部分我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从极端贫困到再次发展。
但我认为，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文化真是太好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些传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传统音乐，建造了精美的建筑和各类文化。
WSJ.：2012 年，赫尔辛基刚刚被评选为世界设计之都，你是当时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在那之后的 2016 年，我记得还任命了世界上第一位首席设计官，这是一个政府职位，目的是提高整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体验，形成这样的全民共识，在芬兰，设计教育和创新文化最重视的部分是什么呢？
Yrjö Sotamaa ：城市中的人们，无论是城市官员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都需要了解什么是设计，以及它能为你做什么。由此产生了你提到的这两个事件。赫尔辛基决定将设计纳入战略发展规划，他们决定聘请设计师来改善城市服务。他们提名了一位首席设计官， 现在，赫尔辛基市还有这个职位，他们正在和 200 位设计师合作开发城市服务。另一件事的背后是当时的阿尔托大学和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展开一系列设计和服务有关的合作，帮助人们知道设计思维是什么，如何去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找到解决方案，找到人和人合作的方法，改善居民的生活。这些行动都让人们了解到“设计”可以提供最好的帮助。
WSJ.：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吗？
Yrjö Sotamaa ：我想可以，你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 NICE 2035 正在做的事情有点像那样，通过大学知识教育和城市社区生活的衔接，让人们思考和理解生活的需求，对学校来说，不仅仅停留在想法，而是与许多专家和相关人员一起寻找解决方案，通过“设计”来整合想法、技术和商业，搭建人们理想中的生活。
WSJ.：娄永琪教授说“城市是最好的设计大学”， 为什么让学生参与城市社区项目如此重要呢，这里头还有跨学科人才的培养，这和从前 Fuller 提到的“综合设计师”的定义类似吗？
Yrjö Sotamaa ：在阿尔托大学，我们有设计工厂（Design Factory），和 NICE 2035 的环境有些类似，它吸引了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并和企业展开合作。传统的教室授课——老师指导解决方案，学生们仔细听讲，那是一种老式的思维。我们必须创新，发明新的学习和组织方式。你提到 Fuller 的“综合设计师”，我们在 1967、1968 年的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典范，那时，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设计师等等，不同领域的人聚集在一起，参加研讨会并开展了工作坊。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比当时要复杂得多，大学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你可以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建立一个有回报、充满鼓励和易于合作的环境。另外，我们还应该在年轻人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就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学习如何协作，他们就会理解合作的意义，人们需要大量的智慧和经验才能让科学、工程、设计等等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也有利于帮助大家建立起对世界和职业的正确看法。
WSJ.：我在芬兰拜访过著名的设计师 Eero Aarnio ,他告诉我成为一名设计师和创新行业的专家要多去历史博物馆学习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生活的，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的故事也曾经鼓舞了一大批芬兰设计师，让他们走向世界设计的舞台。在现在这个全球化分崩离析的时候，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真正的创新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该如何学习我们的文化呢？
Yrjö Sotama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它。我已经和有同样问题的学生进行了很多次讨论，我们该怎么做。如何尊重并且学习不同国家的传统和历史。芬兰并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你们有 5000 年的文明历史。你说的很对， 我们应该寻找自己的文化，我的想法和一位著名的芬兰音乐教授一样，他说音乐不仅仅是指挥，还要用技巧来分析人们的表演方式。他要求学生们多读书，阅读好的文学和文化作品，因为音乐只是对文化的再诠释。当你明白了这一点时，你就在做一些表达文化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展示。
我想， 如果我有权决定学生必须要学什么，我会要求他们大量阅读历史和文学， 这将有助于大家定义各自的问题并且寻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WSJ.：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设计和创新行业的未来？
Yrjö Sotamaa ：我坐在观众席上，听人们的讲座，与人们交谈，我认为有些东西现在更加重要了。即使我前面和你提到在 60 年代，我们认为“美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但它应该始终是某个过程的结果， Fuller 曾经说：“当我开始设计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美丽“，但如果结果不“美丽”，我知道我失败了。” 还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工业设计师荣久庵宪司（Kenji Ekuan），有人问他：“你的工作最有成就的是什么？”Kenji 当时已经 83 岁了，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说，“我试图为世界增添一些美丽，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我也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创造更多美丽的东西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技巧和方法去观察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去创造人们需要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