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汪精卫逼陶希圣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妻子：敢签，我打死你！

1939年深冬的一个夜晚，上海租界内一处宅院里灯火通明。身为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陶希圣，面色凝重地推开家门。他的妻子万冰如见状，连忙迎上前询问。然而，陶希圣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神情中充满了挣扎与痛苦。原来，汪精卫正在筹划与日本签订一份重要条约，而陶希圣作为核心成员之一，被要求在这份条约上签字。就在万冰如追问下，陶希圣终于道出了实情：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闻言，一向温婉的万冰如突然变得异常坚决，她对丈夫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这句话不仅改变了陶希圣的命运，更牵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究竟是什么样的条约，让这位知识分子陷入如此痛苦的抉择？万冰如又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丈夫走出这个困境的？

一、陶希圣的早期生平（1899-1937）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新洲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陶月舸在清朝末年担任过河南多地县令，与当时的湖北都督黎元洪交情匪浅。陶月舸为官清廉，在任上广受百姓爱戴，这也给年幼的陶希圣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父亲调任，陶希圣的少年时期辗转于河南多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陶月舸受黎元洪之邀，出任湖北黄陂县知事。这一年，年仅12岁的陶希圣进入武汉博文学院就读。在这所新式学堂里，他接触到了大量西方思想，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16岁的陶希圣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时期的北大正值蔡元培主政，学术氛围开放活跃。在北大求学期间，陶希圣不仅系统学习了法学知识，还广泛接触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他经常参加学生讨论会，与同学们探讨国家前途命运。

1918年，陶希圣与万冰如完婚。这桩婚事虽是父母之命，但两人却意外地情投意合。婚后，万冰如一直支持丈夫的学业，让陶希圣得以专心求学。

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后，先是在安徽政法专科学校任教。这段时期，他开始频繁发表政论文章，引起学界关注。不久，他受邀到上海担任编辑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一批知名文化人，包括沈雁冰、叶圣陶等人。

在上海期间，陶希圣的政治理念逐渐成熟。他亲眼目睹了五卅运动，见证了工人阶级的觉醒，这让他对社会改革产生了强烈兴趣。通过好友周佛海的引荐，1927年初陶希圣应邀到黄埔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

在武汉期间，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的核心幕僚陈公博、顾孟余。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时局，陶希圣的才学很快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此后，他开始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提出了包括＂分共＂在内的多项政策建议，成为汪精卫麾下的重要谋士。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陶希圣已经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同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他开始注意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并为此撰写了大量分析文章，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二、抗战爆发后的政治选择（1937-1939）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陶希圣立即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上请辞，随即南下加入了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中，他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出力。

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军的铁蹄一步步南下，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在这个过程中，陶希圣开始频繁出入周佛海的住所。在周佛海家的地下室里，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秘密团体逐渐形成。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等人也经常参与讨论。

在这些秘密会谈中，成员们经常讨论战局。1938年初，随着徐州会战的失利，俱乐部成员们对中国的抗战前景越发悲观。他们认为，面对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继续抗战只会导致更大的伤亡。同时，他们还对共产党借抗战扩大势力表示担忧。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这场持续数月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投入了近百万兵力，却未能阻挡日军的进攻。武汉的失守，成为陶希圣政治立场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在重庆私下散布＂和平＂言论，主张寻求其他解决战争的途径。

就在这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也开始秘密筹划＂和平运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发表了震惊全国的＂艳电＂后，携带家眷从重庆出逃。陶希圣在接到消息后，立即跟随汪精卫到达香港。

在香港期间，陶希圣开始为汪精卫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宣扬所谓的＂和平建国＂理论。然而，这些言论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强烈抨击。许多原本与陶希圣交好的知识分子，纷纷与他断绝来往。

1939年3月，汪精卫秘密前往日本。陶希圣则留在香港，继续进行舆论工作。这期间，他开始注意到日本方面的态度与最初承诺的＂平等谈判＂大相径庭。特别是在与日本代表的多次接触中，他逐渐意识到日方要求的＂新秩序＂实际上是要将中国变成附属国。

同年夏天，汪精卫从日本返回后，开始在上海筹建政权。陶希圣被任命为宣传部长，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然而，随着与日方谈判的深入，他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特别是在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条约中，要求承认＂满洲国＂，并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作出重大让步，这些都让陶希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危机中的良心抉择（1939.10-1939.12）

1939年10月初，陶希圣接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职务后，立即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日本特务机关每周都会派人到宣传部＂指导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部门的一举一动。他们要求宣传部在所有对外文件中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并强制要求在新闻报道中美化日军的暴行。

10月下旬，日方代表更是直接在宣传部设立了一个＂联络处＂，派驻了三名日籍顾问。这些顾问不仅干预部门的日常工作，还要求审查所有对外发布的文件。陶希圣被迫每天与这些日本人打交道，甚至连用餐时间都要陪同。

11月初，情况进一步恶化。日方提出要在《中华日报》等主要报纸上发表一系列社论，要求中国民众＂理解＂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构想。陶希圣借口身体不适，连续推掉了几次与日方代表的会面。

就在这个时期，一位自称是上海茶商的老者多次拜访陶希圣。这位老者实际上是军统特务处派来的联络员，他向陶希圣透露了重庆方面的态度：只要能及时悔改，仍有回头的机会。

11月底，事态出现重大转折。汪精卫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召集核心成员开会，宣布即将与日方签订新的条约。在会议上，汪精卫特别强调要陶希圣在条约上签字，称这是日方的特别要求。

12月初，陶希圣通过地下抗日组织获悉，这份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条约不仅要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还要允许日军在华北、长江下游等地区驻军，并在经济上给予日本特殊权益。

12月中旬，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陶希圣的一位旧识在重庆被军统特务处逮捕。这位旧识正是先前在香港期间与陶希圣有过密切往来的人。这个消息让陶希圣意识到，军统特务处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2月26日，在与日方代表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中，陶希圣亲眼目睹了汪精卫是如何一步步让步，最终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当晚回到家中，他将这一切告诉了妻子万冰如。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出身乡下的妇女不仅立即看穿了事态的严重性，更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丈夫命运的重要决定。

就在当晚，万冰如派出贴身丫鬟，秘密联系上了藏身在法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通过这条秘密渠道，她开始为丈夫谋划逃离的路线。同时，她也开始着手安排家人分批撤离上海的计划。

四、万冰如的智慧与勇气（1939.12.27-1940.1）

1939年12月27日凌晨，万冰如召集家中仆人，将家中值钱的物品分批装箱。她对外宣称是要搬家，实则在为突发事件做准备。当天上午，她派出了三批人手，分别前往法租界、公共租界和虹口区的亲友家中暂住。

同一天中午，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到陶府＂做客＂。这些人明面上是来拜访的，实际上是在监视陶希圣的行动。万冰如以主人身份招待这些不速之客，借故说丈夫去参加重要会议，将他们暂时支开。与此同时，她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暗号，让丈夫避开了日本特务的监视。

12月28日，万冰如得知汪精卫已经下令要在三天内完成条约的签署仪式。她立即采取行动，以生病为由，让家中大夫开具证明，称家中需要安静休养。这个举动成功地阻止了日方特务继续到访府邸。

12月29日晚，一场意外的火灾发生在陶府附近的粮仓。趁着救火的混乱，万冰如安排心腹将一批重要文件秘密转移到了法租界的安全屋。这些文件中包含了日方与汪伪政府谈判的部分记录，以及一些足以证明日方真实意图的材料。

12月30日，万冰如通过地下组织打探到，日方已经在上海各个码头和火车站都部署了便衣特务，准备拦截可能出逃的汪伪政府官员。她立即改变计划，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更好的时机。

12月31日除夕夜，万冰如借着举办年夜饭的机会，邀请了几位汪伪政府的高官家眷。在宴会上，她故意散布消息说陶希圣已经答应在条约上签字，这让日方特务暂时放松了警惕。

1940年1月1日，万冰如以新年走亲访友为由，带着几个孩子去了法租界的一处宅院。这个表面上的新年拜访，实际上是为了确认逃跑路线的安全性。她发现日方特务虽然在租界外围设卡，但对租界内部的监控还很薄弱。

1月2日，一个关键的机会出现了。法租界工部局因为新年假期，临时调整了部分警力部署。万冰如通过打点好的关系得知，当晚会有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租界的某些关卡会出现巡逻空档。

1月3日凌晨，万冰如最后一次见到了要求陶希圣签字的汪伪政府代表。她当着对方的面表现得极为配合，甚至提出要为签字仪式准备茶点。然而就在代表离开后不久，她立即启动了周密策划多日的逃跑计划。她先是安排家中最后一批人手分散撤离，然后亲自带着最小的孩子，从后院的一处隐蔽通道悄然离去。

五、回归抗战阵营的曲折历程（1940.1-1940.6）

1940年1月4日凌晨，陶希圣一家通过法租界的秘密通道，成功躲过了日本特务的追捕。他们先是在一处天主教堂暂时藏身，随后借助地下组织的帮助，转移到了一艘停靠在黄浦江边的英国商船上。

1月6日，当汪伪政府发现陶希圣失踪后，立即在上海各处展开搜捕。日本特务机关甚至派出了水上巡逻艇，对停泊在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然而，陶希圣一家此时已经藏在船舱底部的货物中，随着商船驶离了上海港。

1月中旬，商船抵达香港。陶希圣立即与早已潜伏在此的军统特务处联系。然而，军统特务处并未立即接纳他们，而是对陶希圣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严密审查。在此期间，他被安置在九龙的一处安全屋内，每天都要接受详细盘问。

2月初，一个意外事件打乱了原定计划。日本特务在香港街头暗杀了一名投诚的汪伪官员，这让军统特务处不得不加强了对陶希圣的保护。他们将陶家转移到了大屿山的一处农庄，由当地的抗日组织负责看管。

3月，重庆方面终于对陶希圣的投诚做出了回应。戴笠派出了一名特使，专程来香港与陶希圣见面。特使带来了一份详细的协议，要求陶希圣必须交出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掌握的所有机密文件，并写出详细的悔过书。

4月上旬，陶希圣通过秘密渠道，将藏在上海的重要文件转交给了军统特务处。这些文件揭露了日本方面在谈判中的真实意图，对后续的反汪伪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4月下旬，一场意外的风波再次出现。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质疑陶希圣投诚的真实性。文章列举了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亲日言论。这篇文章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陶希圣的处境带来了新的困扰。

5月，为了平息各方质疑，军统特务处安排陶希圣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文章。这些文章详细记录了汪伪政府与日方谈判的内幕，特别是日方如何强迫汪精卫在各项条约上让步的过程。

6月初，重庆方面最终同意接收陶希圣一家。他们被安排乘坐一架军用运输机，经由昆明转机到达重庆。在重庆，陶希圣被安排在郊区的一处宅院暂住，同时开始为军统特务处整理相关情报资料。

6月下旬，随着西南地区局势的紧张，军统特务处决定将陶希圣一家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四川内地。在那里，他开始为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部门撰写文章，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