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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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人次的民夫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
今天我们说说淮海战役的民夫问题。
大家看过电影《活着》吗？
富贵和春生是以唱皮影戏为生的社会底层民众，在外地做生意时被国军抓了民夫。
他们被迫跟着军队做苦力活，抬大炮、扛箱子，非常辛苦，还要冒着枪林弹雨。
电影是淮海战役后期，应该是杜聿明大军被包围在陈官庄前后的事情。
国军就要全面失败，大量士兵和民夫逃亡，又有大量后勤物资需要运输，军队就开始到处乱抓壮丁凑数。
有趣的是，稍后国军被解放军全歼，富贵和春生则暂时没有返回原籍，而是继续留下为解放军做民夫。未婚的春生，稍后参加解放军成为汽车兵。
可见，解放军同样缺少民夫。
很多人不理解战时的民夫是什么？
就民国时期来说，民夫对于一支军队非常重要。
大将粟裕指出南昌起义后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就提到一个要点：民夫基本跑光，行李担子和担架都要士兵自己去抬。一副担架要三个兵负责，两个人抬着，一个人负责轮换。为啥要一个人轮换？单靠两个人一直抬着百十斤长距离赶路，人是受不了的。这样一来，一副担架就让三个兵不能作战。一个班里只要有一两个士兵受伤躺在担架上，就有半个班的战士不能作战。这让本来兵力就少的红军，更是捉襟见肘。
同样道理，红军从来很重视民夫，尤其是长距离转战时更是要准备大量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时，正规军兵力为8万6000多人，而民夫有接近3万人。蒋介石和当时各地军阀，都将长征的中央红军称为10万人，这就是算上了民夫。
为什么要这么多民夫？将近9万人红军作战部队，一天就吃掉上千担稻谷的米。部队从长远打算至少要准备10天的行军口粮，那么光是粮食担子就在1万担以上，需要大量民夫。
另外，中央苏区还有很多战略物资：长征开始，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带走，包括织布机、铅印机、印钞机、X光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加上枪支弹药共整理出4000副担子。
单单这1万多副担子，就需要上万民夫随军作战。
中央红军的老区之一的于都县，有1万多男人参军，还有1万多民夫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看看，于都的民夫数量同士兵差不多了。
当时选择18岁到28岁的男性成为作战部队士兵，年龄偏小或者偏大的男人被认为不太适合打仗，就编入民夫队伍。
民夫通常不被当作军人，他们不做军事训练，对他们的纪律要求也比较低。
即便是红军的民夫也有很多人觉悟不高，只是被征集而来的普通农民。他们有着严重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不愿意打仗尤其不愿意远离老家打仗。
红军长征初期，曾经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结果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700余人，共计减员2.2万人。
古怪的是，红军只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因为沟通不利，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交火，损失也不大。
陈济棠同红军达成协议后，是主动放红军离开自己地盘，双方没有交火。
那么，为什么解放军会损失2万多人？
主要是因为开小差：陈伯钧在11月6日的长征日记中写道“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这种现象发生来源，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反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
相对于士兵逃亡来说，民夫逃亡数量更多。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会战损失3万人后，红军民夫基本跑光了，余下的民夫大多被编入作战部队。
对于民夫的逃亡，负责后勤工作的邱会作有不同的看法。
邱会作认为，民夫固然思想觉悟不高，他们的工作过于辛苦也是逃亡的重要原因。
这些民夫要挑着几十斤的重担，跟随军队在山地丛林快速行军。在这种道路上行军，就算负重比较轻的步兵也够喝一壶的。这些民夫负重很大，吃的又差，往往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苦不堪言。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民夫已跟随军队长达1个月。而民夫本来就是身体较差的男性，这么熬上1个月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民夫对于军队的重要性。
民国时代各路军阀包括一些国军部队，都采用强行征召民夫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军阀混战时期，为什么军队过境时村子里的男人都跑了，只留下老幼妇孺？
在我们看来，如果是害怕军队祸害村子，那么妇女显然更为危险，男人至少不会被强奸吧？
为什么男人逃走只留下妇女和老人？
就是怕军队抓民夫。
军阀军队会强行进村子抓走男人作为民夫，这些民夫多九死一生，过得日子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日寇同样抓民夫，手段则凶残狠毒十倍。我们看看老兵东史郎的记录：好不容易征用（日本人强拉民夫的委婉说法）了六个中国当地人，我们决定让他们扛弹药。其中一个是七十多岁的患了中风的老人，走路摇摇晃晃，看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很可怜，但这时不是同情的时候。这样的病人扛着别国军队的沉重弹药，被迫跟着别人在黑暗的洪水中行走，而且还不知走到哪儿才是尽头。这是战败国民众的悲惨可怜之处。
老人摔倒了好几次，求我们放了他，但我们坚决不听。他终于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地哭了起来。我们对他又打又踢之后，又像神一样命令他背起了背包。本该让他扛弹药的，由于他是病人，就让他背了个背包。我们为他找来了一根拐杖，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为了防止他中途死掉或者不堪痛苦而倒下。从他的病势来看，估计他会死在洪水泛滥的、漫长的跋涉途中。我们为什么如此惨无人道呢？这是因为对巨大痛苦的厌恶使我们漠视了人道，再加上扛过一次背包和弹药，我们自身也难保了。呀，老人被刺中了。刺杀老人的那个士兵真是一个太狠毒的士兵。老人呜呜地呻吟，他以自己的鲜血喷出了自己鲜红的老命，同时喷出了想使之存活的孩子的红色生命。
当然，中国军阀部队不像日寇那么凶恶，不会随便杀害民夫，却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老电影《新英雄儿女》中，河北军阀强行了一些当地民夫来挖战壕，由士兵负责监督。民夫动作稍慢就会被鞭子抽打，即便民夫患病也被强行命令工作。
解放战争的林彪认为东北国军美械部队战斗力强，军纪严明，特别指出：国民党美械部队大多不会强行抓民夫，征召民夫会付钱，但强行抓夫现象始终存在。
扯远了，我们看看淮海战役的民夫。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后期已经增加到70多万规模，而不是电影上说的60万。
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还有巨额的弹药供应，都需要大量的民夫进行运输。
在之前围攻10万国军的济南战役，即便32万解放军占据绝对优势，山东解放区也动员了民工50万人，小车18000多辆，担架14000多副，供应了充足的粮食、蔬菜、草料和其他军需物资，为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即便如此，战役的民夫工作仍然出了一些问题：济南战役的支前还是较为成功的。不过在济南战役因民工待遇低，发市秤二斤半毛粮，不够吃，普遍饿肚子，卖衣服、用具或偷群众的东西吃；农民狭隘地域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支前民工生活保障不好，支前民工因为生活条件差犯群众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支前民工与新解放区群众发生械斗。
吸取了济南战役的经验，淮海战役的民夫工作就做得更好。
后来统计，淮海战役使用了高达500万人次的民夫：以淮海战役为例，中共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起安徽淮河，北至山东临城，东西宽350余公里，南北长250余公里，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战役，共有作战部队和民工等计150万人及军用马匹需要供应粮食及马料。解放军日均消耗粮食及马料350万到500万斤，加上大量的武器弹药补给，后勤供应创下中共部队有史以来之最。
为此，中共动员了华东、中原、华北区的543万民工(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临时民工391万人)，21万副担架，88万辆大小车，35万副挑子，77万头牲畜，8500余艘民船，共计运送粮食96000万斤，将前线11万名伤员转运后方。
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些民夫的工作是非常繁琐和艰苦的！
首先，从解放区将粮食弹药运输到前线，必须设置大量中转站点，也就是民站：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转运伤员和设立民站的决定，组织了四条转运伤员的干线，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每个纵队配备随军担架500副，每副配民工5人，还有机动担架7500副以供急需。各县都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民站，供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编组和往来休息。以承受任务最大的山东鲁中南分区为例，各县民工们先用小车将粮食运到泰安火车站，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运到韩庄，再用小车分别运送到各纵队。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勤供应分工是山东负责北线部队，华中负责南线部队。据11月27日华中工委向华东局的报告，淮海地区已运送粮食2000万斤，江淮地区运送3500万斤，而负担南线部队和民工用粮，尚有1600万斤的缺口，需要就地筹借。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山东粮食运输一时上不来，华中解放区的压力明显增加。
这里就要说说解放军的民夫了。
民夫分为三种：一线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线转运民工每期一到三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民工以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为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
一般情况下，一线随军民工约占民工总数的10%左右，每个纵队大约配备3500人和担架、挑子各500副，二线常备民工约占20%左右，三线临时民工约占70%左右。
一线民工需要远远离开家，跟随解放军作战部队到前线。
二线民工虽要离开家，却不需要到前线，最多只是到二三线的补给中心。
三线民工不离开家，主要在村子附近做一些工作。
显然，最为辛苦也最危险的，就是22万的随军常备民工。
他们需要跟随部队前进，要将粮食弹药运到最前线，将解放军伤员从最前线抬下来，不但非常辛苦还会有伤亡。
当时报道宣传支前模范孙永海这么写：沂山担架团的民工孙永海是个翻身贫农，支前积极性很高。刚出来不久，父亲去世，家里来信催他回去，他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去，感动了其他民工。他冬天趟过冰河抬伤员，爬山跌出了血，一声不吭。休息时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把自己随身带的狗皮给伤员盖。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抬了三次。孙永海被评为一等功臣，并在永城火线上入党。像孙永海这样的先进事迹在沂山担架团还很多，在萧县青龙集火线抢救伤员时，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李苑典大声说“俺不怕，顺着战壕走没有关系，谁跟俺去!”在他带领下，当时就有两副担架跟了上去。在战争中考验出来的积极分子，在支前工作中起到了核心骨干的作用。
电影《活着》中，为什么出身于地主家庭少爷的富贵，在后来历次运动中没有倒霉？
除了赌输了家产成为底层贫民以外，关键富贵为解放军做过火线上的随军常备民工。
随军常备民工数量不多，被普遍认为是参加革命的积极群众，政治成分可靠。
所以，富贵才凭借这个经历，得以逃过历次政治运动，赌赢了他家豪宅的皮影老板龙儿则被枪毙了。
民夫尤其是随军常备民工，很多是自愿到前线支持战争。这主要是土改让民夫得到实惠，让他们把解放军当作自己的军队，自发的保护革命政权。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民夫制度本身可不是自愿参加的志愿制度，而是解放区的一种强制性制度：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在组织方面，设有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支前工作，下设人力、粮食、民站、人武等部，并从上到下建立相应机构，直到村一级。在动员方面，规定除荣誉军人、妇女、村长、病人及55岁以上和16岁以下者可免除劳役外，其他人均须服劳役，其中20岁以上、45岁以下者须服常备民夫。
看看，这些的很清楚，解放区20岁到45岁的成年男性是必须成为民夫的。
至于民夫的选择上，资料写的很清楚：对于民工的征集，有主动的自愿报名、自报公议和轮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动的指定、摊派、雇佣和抽签方法，前者多实行于老区和半老区，后者多实行于新区。由于被动出工者纪律较差，逃亡较多，故一般不作为一线和二线民工使用。
大家注意，不作为“一线和二线民工使用”，也是需要作为临时民工的，不是说你就没事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农民从古至今都是趋利避害，不愿意冒险的。
什么叫作小农意识？就是只顾眼前、只顾自己的短视行为，这是中国农民的普遍特点。
有大量民夫是主动、积极参加支前，也有不少民夫消极对待，甚至想方设法逃避。
冀鲁豫区党委1948年7月的报告称：“仅7月10日前后一批担架中，二分区原调2000副，到总指时仅1550副，接受任务者约450副（这还不就是完成任务数）。三分区1000副，到医院仅百余副，余均在同庄为飞机炸散。七分区2000副到总指1700副，接受任务者约700副。五分区有1500副，约过路500副（此数更欠准确）。总计担架逃亡约为4850副，占动员数75％。”
1948年10月10日，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又提到：“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某县1948年10月份报告：“上期常备担架逃亡四分之一（200），这次常备挑夫逃亡160，占40％，临时担架跑了50副。”有些干部是靠欺骗等手段动员百姓出工，比如豫皖苏分局总结淮海战役时提到“战役初期，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用欺骗办法，自设难关，越解释群众越怀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区担架，先说到扶沟三五天的任务，又说到亭州，又说到永城，每逢一关，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通过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到民夫逃亡还是比较严重的。
除了畏惧伤亡的民夫逃亡以外，更多农民认为支前有损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态度比较消极：农民不愿出工是因为耽误农忙，比如莒县有常年出民工者，结果造成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而这些损失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因而当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了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甚至有不少农民为了逃避支差，不惜破坏大车，杀掉牲口。一般的小商小贩更不愿意出差，因为一旦出了差，家庭生活即无法维持，当时有人就因为出差负了债，还有人因为出差吃光了积蓄，因此这些人认为出差是个“要命事”。城镇上的商人更是一提到出差就非常害怕，因为这不单会影响生意，而且身体上也支持不了，甚至有人出现了因为出差压病，压的吐血的情况，因此有的商人提出宁干五天写算的活，也不愿意出一天差。
即便不得不出差者，也是满腹牢骚怪话连篇，比如河南杞县总结战勤总结中有如下内容“一般人说‘该咱去即去，不能孬了’，一勃子扭筋的农民汉说‘反正死到八路军手里，把老百姓弄死算妥，该去就去，看成色吧！’‘活都误了，负担又重，分地还不如不分好呢！’还有的说‘啥时逼得都当兵好啦！’”可见民众心里的确有抵触情绪。
对此，陈毅元帅实事求是的说：“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军差，行署、专署、县政府等，常常控制几千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如此劳动力便冻结起来，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再如徐州刚刚解放时，徐州军管会征集城里的公私车辆，为前方紧急运送粮食弹药，“在开始组织时，抛弃了原有公会、不分车主和工人，统统采用集中管制，结果形成了他们的对抗与恐慌。有的竟开了小差，或将车故意弄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很多解放区建立不久，虽然地方党组织已经建立，一些村子还是由村里封建宗族势力把持。而封建宗族的特点，就是村里大家族欺负小家族，此时也是换汤不换药：以冀鲁豫边区为例，边区政府规定“村干、模范、英雄到区、县开会，及民兵集训等均抵出差。”这样基本上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可以避免出差。据冀鲁豫边区的战勤报告显示“村往往是带‘长’字的（农会长、组长、自卫班班长、排长、隅长）、带‘员’字的（各委员、通信员）、帮办等均不出差，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同时，由于这些基层干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权，因此他们的亲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机会，“与村干有关系有地位的人，该着出差，提着壶拿着烟找村干部想办法，村干部把烟酒摆上请自卫队，要自卫队代出，群众称为包庇私自。”老百姓对这种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恶痛绝，因此对出差更加抵制。
战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磨难，希望人类能够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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