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一季度已画上句号，欧盟却迟未公布原定于季末揭晓的2040年气候减排目标。这个长期以“全球气候行动领军者”自居、曾推出“绿色欧洲”雄心规划的联盟，正趑趄不前。

《欧洲绿色新政》的2050气候中和愿景，在能源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前逐渐显露出实现难度——当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领域的突破难掩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脱碳滞后，当成员国在补贴分配、技术路线上的分歧持续消耗政策合力，目标公布的延迟本身，已成为其气候领导力面临考验的注脚。

欧盟统计局数据表示，2024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47%，但电力以外的能源消费领域脱碳滞后。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占比仅10.8%，距离2030年29%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工业领域对天然气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消除，2023年欧盟天然气消费虽逐年在下降，但LNG进口占比仍高达40.6%，长此以往，可能陷入“化石能源依赖循环”。

EU-ETS的碳排放总量限额以及核证的实际排放量

图片来源：《欧洲气候行动进展报告2024》

电动汽车销量增速放缓，2024年欧盟纯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5.9%，德国市场降幅近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欧盟计划到2030年建成400万个充电桩，但2023年仅完成约20%。政策执行分歧加剧，成员国在补贴退坡、碳关税等问题上难以统一，影响市场预期。

除电动汽车产业外，欧盟的大部分其他产业也遭遇类似的困境。

工业脱碳技术应用与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导致钢铁、化工等行业减排进展缓慢。安赛乐米塔尔等企业虽获欧盟80亿欧元资金支持，但实际脱碳项目落地率不足30%。根据相关机构的分析，要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欧盟每年需要的投资额约为1.5万亿欧元。然而，2024年欧盟在相关领域的实际投入不足，与所需资金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欧盟通过《净零工业法案》仅提供了250亿欧元补贴用于支持本土电池厂建设，这与1.5万亿欧元的目标相比明显不足。成员国在资金分配上存在矛盾，欧洲主权基金计划陷入僵局。此外，绿氢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项目实施周期普遍超预期。

欧盟2020-2023年的温室气体年净排放量和对比上年变化

图片来源：《欧洲气候行动进展报告2024》

欧盟能源转型呈现“电力先行、其他滞后”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工业脱碳技术、交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与政策协同的多重短板。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盟走到今天这步，既有内生性症结，亦受外部变量牵制。

欧盟绿色产业转型步履艰难的背后，一部分原因不得不归咎于其传统盟友的背刺。

欧盟绿色产业转型步履艰难的背后，传统盟友的系统性“背刺”构成关键外部障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3690亿美元补贴构建绿色产业壁垒，其中9项税收优惠明确要求本土生产，直接冲击欧洲制造业根基。以瑞典电池巨头Northvolt为例，其在美国工厂全生命周期可获80亿至100亿欧元补贴，远超欧洲国家9.02亿欧元的支持力度，最终导致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于2024年申请破产。

这一政策本质是“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布鲁盖尔研究所指出，法案包含WTO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例如要求电池组件50%在北美生产、关键矿物40%来自特定地区，迫使欧洲企业为获取补贴转移产能。德国《商报》数据显示，法案已导致超100亿美元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大众、宝马等车企被迫调整投资布局，进一步削弱欧洲工业竞争力。

欧盟的抗议与反制收效甚微。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法案“制造大西洋两岸分歧”，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批评其“歧视欧洲汽车与电池产业”，但美国仅象征性将欧洲商用新能源车纳入补贴范围。尽管欧盟推出2700亿美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但其资金分散于成员国、政策协同不足，难以匹敌美国联邦与州“双重激励”的补贴力度。更严峻的是，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投资法》形成政策组合拳，累计向绿色经济投入6000亿美元，加速虹吸欧洲技术与人才。

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暴露美欧“绿色竞争”的本质。美国通过“碳关税”“技术封锁”等手段，试图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重构全球产业链，而欧洲受制于能源危机、财政紧缩，在这场“补贴竞赛”中渐落下风。若无法突破资金缺口、技术依赖、政策碎片化等瓶颈，欧盟恐将丧失气候领导权，沦为美国霸权的“附庸”。

后来，在技术与商业层面没有应对竞争的手段，欧盟曾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转而诉诸简单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脱节。

当某些国家高举旗帜、高喊口号时，只有少部分国家真的在厉兵秣马，把应对/减缓气候变化当回事，中国正是其中坚定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