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遇仙河与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我见

作者：同延龄

郭村是华县遇仙河东岸的一个古老村庄，相传武王伐纣胜利后曾在此召开庆典大会，该村中间原有座戏楼，戏楼房脊上有高约丈余的条形铁框标帜，上书《天下太平》四字，据说是周武王敕赐的。

郭村戏楼 魏俊先生绘

该村地形北高南低，高低相差2-3米，以南边第二巷道王巷最低，全村雨水均由该巷排泄而西出村外。相传郭村西门原在同家巷，据说由于风水先生说过，同家巷男性寿短与此城门有关，遂将王巷排水洞门改作西门，据说该城门上原镶有《水波城墙》四字，说明了该村与河流的渊缘。

郭村西门外南北均属台塬，高出约四尺至丈余不等，上世纪50-70年代，常有因掘土挖出古代陶制品如盆、罐、尖底瓶等器物，而这些远古时代的生活用具，究竟是何时人所制造与使用的呢？

据『华县与中华族名族地族源考』一书载：“以华县﹙古华州）为征的族名、族源、族地考﹙二﹚华县及周边考古遗存实物证据王陵遗址﹙赤水镇郭村西南新石器时代、商～周﹚采集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泥质红陶和夹沙红、灰陶片绳纹及黑彩，器形有罐、钵等。另采集有蚌壳。还发现周时期的泥质和夹砂灰陶绳袋足鬲、矮裆鬲等残片。郭村遗址﹙赤水镇郭村北侧、西北侧新石器时代、汉﹚分布于村北、村西北两地，暴露有灰坑。采集有夹沙红、灰陶片，绞饰以绳纹、弦纹为主，器形有盆、罐等。属龙山文化遗存。还发现汉代的泥质和夹沙灰陶绳纹或弦纹盆、鼎、罐等残片。”

而该文所载的《20-A21王陵遗址》和《56-A56 郭村遗址》所在地，就在郭村沿王巷低槽地带而西的两侧台地上，并在村西200余米处向西北延伸而去的台塬边上。根据新石器时代先民沿河而居的习俗，这一凹槽地貌无疑是河流冲刷的遗痕，但郭村西侧南北走向的遇仙河，东距郭村尚有400-500米之遥，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从郭村向南2里许有村名李托，在李托村北200米处，原有一条东西走向，高出两边地面七八尺的小河堤，向西的下游直通一里之遥南北走向的遇仙河；向东的上游，则在李托村东黄家村西向东南宛转而上，直通瓜坡之小华山水库及东侧之车夫峪，据《水经注》载名为禺水。上世纪50年代，将流经李托村北之地上悬河，改从村南下挖丈许就近向西而入遇仙河，方免除水患之害。

遇仙河李托段 刘焕民摄

问题是，流经李托村北平原西北向而去的地上河，并不具备原始河流冲刷的地貌，那么，自金惠塬而下的水流，初始究竟从何处而北归入渭河？

最有可能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⑴ 临伴而流的吉家河 该河西距小华山水库所在的金斗峪河约600米，距该支流车夫峪河三留西诃段约500米，但为何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观其间地形，即能窥其概，因两者间地形明显高于西侧，使其不能东向归流，此地貌形成何因？

看来车夫峪之水难脱干系，该水连同金斗峪水，为关中台塬区最为特殊的泥水河，其特殊的地形是，基本呈东西走向的秦岭，自兰田县厚镇即向东北方向延伸，而以金惠塬所处地段尤甚，其申向柳技镇畔的高耸山脉，挡住了自西而来的风雨，形成了雨量充沛的迎面雨与地形雨，加上金惠塬塬高塬短河流坡降太大，致使逢水即成泥流，顺陡坡而下的泥石流，很快就使流向冀家河的通道变成了障碍。

⑵ 堵住出路的河流顺势而北。沿着麦郭徐村直冲君朝而下，在君朝村西南的二道台塬冲出10余米深，百十米宽的沟峪即是明证。

⑶ 其间由于在麦郭徐村一带泥土滞积，使流水改道向西北而流，在洪黄李村西台源上冲出豁口，只是这次的径流时间不长，故豁口不深而巳矣！因为该河很快就在金惠塬塬边---即瓜坡街西一带决口，决口洪水自此改道而向西北，便流向本文的目标地郭村。

⑷ 根椐郭村村西南西北，沿着王巷凹槽而西北走向的两边台塬上，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存证明，该处是史前先民的传统居住地。而对于尚无凿井技术的先民而言，沿河而居是其最好的选择，从郭村遗址发现的尖嘴瓶—从河中汲水的器皿来说，就是沿河而居的最好证明。

据《历史材料与解析:〈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文载，我国的凿井技术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发现，其原文是：『〔至于凿井灌溉，早在龙山文化中就已出现。在河北邯郸龙山文化中发现两口水井，井口与沟渠相通，据推测，这是用于灌溉的水井〕。及〔汤旱，伊尹①教民田头凿井以溉田。─《世本》〕』等文字分析，既然在龙山文化中就发现有灌溉水井，这应是普及技术，而生活吃用之井必然在前。

顺带一提的是，就老观台泉护村遗址论，其发掘中并未发现代表龙山文化的陶器青铜器共存遗址，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华族被夏人所灭而出现断代亦未可知。从时间节点看，该文化发生的时间与夏朝的建立存在时间上的重叠，而华族的湮灭也当在其时，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泉护村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 孙登高供

通过对东遇仙河，古称禺水，﹙自瓜坡而下的金斗峪与车夫峪水的便称，下同﹚至王陵郭村一线流域地形的观测，还真找到了该河流变迁的蛛丝马迹，在该河流向郭村的中途，从田扬村向其西北一线，存在明显的低洼地形，郭村人称为南洼，上世纪60年代初挖堀的排水渠，即沿此洼槽向西北，绕过郭村西南的王陵遗址向安门前村而下，该洼槽与王陵高地存在2-3米的落差。

当代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看到的李托村北东西向地上河，当属近代的河址，由于该地上河经常决口，溃流即沿着田扬南洼洼槽绕王陵高地西边而北，给下流辛庄居民带来灾难，为此，由小涨十八社﹙辛庄乡是民国时没的行政单位，民俗俱称小涨﹚民众集资，沿王陵高地西北角向西北修了一道河堤，以使溃流西归遇仙河，因为该河堤以内平常无水，故人称假河梁；有趣的是，为了防止李托村北东遇仙河下流溃堤之水；对假河梁以南几百亩土地的浸挠，在王陵西南约200米处，即跨过绕王陵洼地西南侧，呈东南西北走向又修了一道假河堤，这两道假河堤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被所在地生产队毁灭。

凭什么说瓜坡南侧金斗峪河车夫峪水，向东北冀家河河道被淤渚后，先向北经过徐村，在东赵村与君朝村的二道阶地上冲出一个大豁口，后又因徐村段决口西向，在洪黄李村西冲出另一个大豁口，而后才因瓜坡街西的塬边决口西北向流至郭村，形成新石器时代人类沿河而居遗址，而不是先流经郭村，而后在洪黄李，再在东赵村东撞出大豁口呢？

冀家河 刘焕民摄

笔者认为，从郭村西始，东到北沙村约5公里，北自罗家村，南到塬侧3公里许，共约15平方公里的渭河二道阶地，属于渭水冲击平原，自然呈西高东低的态势。如果不是由于金斗峪与车夫峪河水的泥水淤积，断不能形成水往西北高处流的情状，正是由于该平原自东向西渐次抬高，才使西侧变成低洼致水西流。

而从郭村西南的王陵遗址与西北的郭村遗址证明，郭村系五六千年前的先民集聚地，那流经君朝和洪黄李峪口的时间在前，又在何时呢？大概在七八千年前。原因是黄土高塬的定形，大约在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的1.2万年前，后由于黄河渭水的冲击，形成渭河的几道阶池，而郭村至北沙的这个二道阶地平原形成后，才有最初由金斗峪车夫峪水流向冀家河的初始期，到北向而流君朝期，再到改道流向洪黄李期，直至五六千年前的流经郭村时期，这便是大致的推测。

而约为夏商朝时的古彤国国都，周朝时的古郑国国都所在地的郭村，即是接连发生的故事，看来该遗址源远流长，历史沉淀深厚，值得挖掘与研究。

郭村民居 刘焕民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听说南会村挖出了一座石桥，在李托小河子下游，笔者特意前去观瞻，该桥址在南会村越遇仙河而东的大路北侧200米处，有一条东西凹槽，系北会村民袁贵生﹙现年50余岁﹚挖沙所致，因挖沙致石桥暴露，笔者当时看到，该桥系南北走向石拱单孔桥，桥面低于地面三尺许，桥洞高约2.5米，用南山花岗岩筑建，石料色泽统一洁白，棱角齐整，少磨损迹象，看似使用无久即废，可见该河泥沙淤积之速。因无图案花纹及文字，尚难判定修建朝代，大致为清代建筑。该桥据闻当时官方已命南会挖沙人袁贵生掩埋保护，为我们保留了一难得的古桥遗迹，若如是，诚为一善举矣。

值得一提的是，郭村三组老人同安稳，上世纪九十年代移居郭村王巷段西南侧，在其院打井时，其下两米处即遇三米厚白沙，再下为黄土，说明东遇仙河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久。而该组同小军在西遇仙河遗址，即挖出六米厚白沙尚未见底，由此可知两者之间的差别。

原文来源：《心声履痕》

原文作者：同延龄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