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壁，某些声音被刻意放大，某些则被悄然吞噬，盛唐气象之下，一位宦官的身影在权力中心若隐若现，他就是高力士。
他是史书中记载的奸佞小人，还是墓志铭中歌颂的忠心耿耿的护主之臣？
翻开传统史书，高力士的形象往往与“奸臣”二字紧密相连，他被指控与杨国忠、杨贵妃沆瀣一气，结党营私，专权乱政。
据说他利用职务之便，掌控了“秘书权”，所有奏折都要先经他手，小事自行处理，大事才上报皇帝，这种“先斩后奏”的权力运作模式，无疑让高力士成为了实际上的“地下宰相”，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朝政秩序。
更令人咋舌的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也被归咎于高力士，据说他刻意阻碍言路，隐瞒安禄山叛乱的迹象，导致唐玄宗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最终酿成大祸，广为流传的“力士脱靴”的故事，更是将高力士的形象固化成了一个阴险狡诈、嫉贤妒能的小人，他因为李白让他脱靴而怀恨在心，最终借机陷害李白，使其被贬出京。
这些对高力士的负面评价，是否真的客观公正？我们有理由保持怀疑，传统史书的记载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阶级偏见。
唐玄宗作为一代明君，其统治时期出现的任何问题，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背锅侠”，而高力士，一个出身低微的宦官，恰好成为了理想的替罪羊，“奸臣乱国”的叙事模式，不仅维护了皇帝的权威，也符合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他们将一切罪责推给宦官，既可以掩盖自身在政治上的失误，也可以巩固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至于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被过度简化，将如此复杂的事件归咎于高力士一人，显然是忽略了唐朝内部的政治腐败、军事衰败以及社会矛盾等深层次原因。
1999年，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墓志铭记载，高力士原名冯元一，出身岭南望族。
他的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却因得罪酷吏万国俊而被诬陷致死，家族也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年仅十岁的冯元一沦为官奴，后被送入宫中，改名高力士，这段悲惨的经历，或许深刻地影响了高力士的性格和人生轨迹。
与传统史书中“奸臣”的形象截然不同，墓志铭中的高力士是一位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贤臣，他侍奉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深得两位皇帝的信任。
在唐隆政变中，他更是立下汗马功劳，为李隆基登基铺平了道路，此后高力士一直作为玄宗的贴身侍从，参与了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并非一味地阿谀奉承，反而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惜得罪权贵。
他曾劝谏玄宗不要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也曾预言安禄山会造反，这些举动，都与传统史书中“奸臣”的形象格格不入，安史之乱爆发后，高力士跟随玄宗逃亡，不离不弃，尽显忠义，他甚至还参与了诛杀杨贵妃的行动，这与传统史书中他与杨贵妃沆瀣一气的说法相矛盾，晚年，高力士遭到李辅国的陷害，被流放岭南，在流放途中，他得知玄宗驾崩的消息，悲痛欲绝，最终绝食而亡。
墓志铭的发现，无疑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高力士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们也不能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
墓志铭作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其内容必然会有一定的美化和夸大，将诛杀杨贵妃的功劳归于高力士，就很有可能是为了抬高他的形象。
将传统史书和墓志铭的记载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对高力士的评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传统史书强调他的专权乱政、阻碍言路以及陷害忠良，而墓志铭则突出他的忠心耿耿、敢于直谏以及不离不弃。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史料来源和叙事视角的不同，传统史书多出自士大夫之手，他们对宦官群体天然抱有敌意，其记载难免带有偏见和歪曲，而墓志铭作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则倾向于美化被立传者的形象。
要理解高力士的真实面目，就必须跳出简单的“忠臣”或“奸臣”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权力格局中进行考察，高力士早年经历了家族的巨变和自身的沦落，这段经历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他的性格和人生选择。
在权力斗争激烈的宫廷中，他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才能保全自身，他侍奉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深谙权力运作的规则，也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来获取利益，他或许并非一个纯粹的忠臣，但也绝非传统史书中描绘的奸佞小人，他更像是一个在权力迷雾中游走的幽灵，既有对权力的渴望，也有对君主的忠诚，更有对自身命运的无奈。
高力士的形象，是历史叙事复杂性的一个缩影，传统史书和墓志铭的记载，如同两面镜子，反射出不同的历史面相。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任何一种叙事奉为圭臬，而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各种史料，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高力士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用“忠”或“奸”来概括，而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复杂个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多面性，他既是权力的追逐者，也是命运的玩偶，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也充满了无奈和悲凉。
高力士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传统史书认为，高力士阻碍言路，隐瞒安禄山叛乱的迹象，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内部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矛盾的集中体现，并非高力士一人所能左右。
高力士作为玄宗的贴身侍从，确实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他并非决策者，他或许对安禄山的野心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能力阻止安禄山的叛乱，将安史之乱的爆发归咎于高力士，实际上是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归因于个人行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简化。
高力士与李白的关系，也充满了谜团，“力士脱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高力士嫉贤妒能的象征。
正如前文所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李白和高力士都是唐玄宗时期重要的文化人物，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究竟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史料来佐证，才能更清晰地了解高力士与李白的真实关系，与其沉迷于“力士脱靴”等轶闻趣事，不如深入研究相关的历史文献，还原历史的真相。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高力士和李白，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