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翱之“情”究竟为何？李翱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首先在他看来情有七，依附于性而存在，所以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接着他又讲到：“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⑤李翱解释了为何会造成圣人与凡人之差别，性本身其实是不能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自我呈现出来，但通过“情”之作用后，性的本质得以揭示，因此“情”起到了一个介质的作用。

而在李翱看来性只有一种即为本善，而圣人之性由于具有超越作用因此是不会受到情之干扰而被迷惑；但普通百姓不一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物干扰被情所迷惑而沉溺其中，从而其本性被情所蒙蔽，导致性无法在保持原来之纯善本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学者因李翱的这种论述，就片面的认为李翱之情主张是情恶，人性论主张性善情恶。实际上在他的人性思想中，其“情”之主张应为：有善，有不善。他说：“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

”七情作为最初之情，是性之本善到道德之善的自然展现。但是因为由明而昏这一过程转变，导致了性被蒙蔽了本色，且初始之情在外物作用下，逐渐受到浸染，开始交相攻伐，进而才变为了昏味不善之情。也就是说在李翱看来，“情”是有善、有不善之分的，这一体现就在于圣人对于七情是：“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

而百姓在面对七情时是“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由此可知在李翱看来，就性而言，百姓、圣人是一样的，同时他们的情在最开始时也都是善的，只不过在在情之明昏转变时，百姓未能做到中节，以至于交相攻伐而不见止息之时，所以导致了情由善转向了不善。这也就与韩愈的情论所区分开，李翱也继承了韩愈之情有恶的观点，只不过做出了新的阐释，即情之邪是由于在明到昏的过程中被浸染物欲，从而导致了本情之恶。

韩愈和李翱的人性论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于性之思考、研究皆延续了儒家道德之性的方向，以人之道德性区分于禽兽。

而二人之于前人的新发展之处在于他们还看到“情”在人性中的作用，韩愈的人性论改变了以往单一论性之状，更是将“情”提出来，将性情一一对应，有了初步对情的思考，但对其并未深入探讨、研究，而李翱则继承了部分韩愈之人性论观点，他解决了韩愈人性论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不在简单的将人性划分为三品，而是形成了统一的性的理论，这对于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又是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