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銘

1938年4月初，张国焘逃离延安赴武汉，接着并发表申明脱党，并见了蒋介石，投向了国民党。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对两件事的处理，让张国焘在思想上感到了绝望，并且觉得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他才在深思熟虑之后，果断扔下老婆孩子，利用祭拜黄帝陵之机出走。

其实王明回国之初，包括之前林育英（张浩）回国，他们都曾给张国焘带来了希望。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和张国焘人民政府、联邦政府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并且更“右”，居然要“联蒋抗日”。

在这一点上，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们还高兴的认为张主席有先见之明。也就是说他张国焘并没有犯政治路线错误。最多只是另立中央，犯了组织错误。但国际又允许红四方面军直接接受国际的领导，与陕北中央平行。张国焘更是自己取消了临时中央，表示愿意接受陕北中央的领导，应该说又回到正确的组织路线上来了。且红四方面军还有四万人马，实力远胜一二方面军，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接下来西安事变，陕北中央业绩突出，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全军覆灭，实力的天平倒向了陕北中央一方。于是中央展开了批张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要张国焘承担失败的责任，并拿下了他的军权。

王明的到来开始给了张国焘希望，他是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回国就是“钦差”，代表了共产国际甚至斯大林，王明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当然也就是国际的政治路线，相当于国际正式肯定了张国焘之前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局委员的安排上，张国焘排在了毛周之后的第三位，甚至高于王明，也高于张闻天。也就是说明在政治上，组织上国际还是重视和认可他张国焘的。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原来中央向南京政府推荐的是林伯渠，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来推荐张国焘，蒋就同意了，这也说明张国焘在党外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此时陈独秀的代表罗汉来到了陕北，说陈独秀希望与中共合作：

“他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

“毛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指出“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让张国焘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从思想上来讲，张国焘的政治主张更接近托派，他自己也是同情托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