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53年的许多夜晚，当我还是一名幼儿园学生时，我的家人围在我们居住的芝加哥家中的那一台二手电视前，一起观看《海上胜利》。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和庄严的解说，这部由NBC制作的26集纪录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鼓舞人心的描述，纪录片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冲突，自由战胜了邪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努力。美国动员了一场人民战争，由数百万响应号召的普通公民参与战斗。战争的结果证明了美国民主的力量。

这就是历史既诱人又可怕的伟大之处。尽管出发点完全是美国的视角，但也算是一种真相，它是如此的直接、相关联、令人信服。如果说这个系列有一个具体的信息贯穿其中，那就是：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的结果中，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在这个时代里，美国注定是全球的霸主。

该系列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曾在战争中服役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我心中认同。对于他们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人来说，针对德国和日本的伟大“十字军东征”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事件，而且似乎也注定会决定子孙后代的生活。

然而，《海上胜利》暗示了未来的困难。最后一集的标题是 "和平的设计"，却没有展现任何相关的内容。恰恰相反，它传达了更类似于警告的内容。“一架飞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和78,000人丧生，”解说员吟诵道，同时摄像机扫过满目疮痍的广岛的图像。“两颗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解放集中营的模糊画面和部队返乡的场景在屏幕上闪烁。然后隐晦地提到“自由世界迈向明天”以及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颂扬决心、反抗、宽宏大量和善意的重要性时，该系列节目就此结束。要想知道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冲突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观众就必须将目光投向别处。

这个突兀的结局也算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在《海上胜利》播出时，美国的某些战时盟友已成为了死对头，一场制造比美国投放在日本的核武器更具杀伤力的核武器的竞赛正在进行，美国军队再次投入战斗，而这一次是在朝鲜半岛，这场冲突甚至无法以一方的胜利来结束。如果有人想实现和平，那此时它已被搁置。

这一点似乎很确定。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定会饱受争议。

即便如此，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二战仍然是相关历史记忆的最权威来源，而冷战则是某种历史的延续。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地位击败了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一样，华盛顿也将击退苏联的威胁并确保自由长存。随着这两个事件在国家的集体想象中融合成一体，它们孵化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在强大的优势军事力量支持下，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1945 年来之不易的胜利，既不是验证，也不是预兆，它反而成了幻想的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代价高昂且造成国家分裂的越南战争似乎打破了这些幻想；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康米主义的崩溃使这些幻想瞬间复苏。9-11事件后，华盛顿在追求其全球 "反恐战争 "的过程中所进行的错误尝试，再次暴露了美国军事优势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令人失望的结果本应敲响类似于英国在1956年经历的警钟，当时英国政府策划了一次干预行动，以重新确立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更广泛地说，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置于其位。随之而来的失败导致了一场奇耻大辱，使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丢了饭碗。伊登的竞争对手，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将苏伊士行动描述为 "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对 "我们国家的威望和声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倒是很少有观察家对这一判断提出异议。这场危机使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帝国计划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旧的做事方式：鞭打弱小的民族，在新时代已经行不通了。

过去二十年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加长版的“苏伊士时刻”。但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拒绝继续放弃旧路，坚持认为着世界需要更多美国军事力量的神话。伊拉克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华盛顿在阿富汗的好战上加倍下注——这种轻率的行为最终导致了2021年混乱的、羞辱性的大撤退。

这一耻辱场面本来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宣布由二战、冷战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历史愿景所界定的时代结束了。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尝试在耻辱中吸取教训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恢复了战后美国肌肉扩张的传统。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阿富汗战争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华盛顿20年前在伊拉克发动的灾难性战争也一并遗忘。部分原因是，美国似乎准备继续犯导致这些灾难的相同错误，所有这些错误都以表面上的全球领导义务为理由。

乌克兰战争可能为华盛顿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让它得以吸取苏伊士式的教训，而且甚至不会遭受失败。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一直是务实的，可以说是克制的。但是，乔·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经常以一种过时的、道貌岸然的、不计后果的宏大美国力量的方式来谈论这场战争。将他的政府的言辞姿态与对乌克兰所涉及的真正利害关系的清醒评估结合起来，可能会让拜登和建制派摆脱对霸权的痴迷。证明美国人不需要用儿童睡前故事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国家在世界中的作用，这倒会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但危险的是，如今恰恰相反的情况可能发生了。拜登将乌克兰描述为一个由军队支持的美国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熔炉，这可能会让他深陷其中，而他的政府精心调整的政策可能会更尝试贴近他那高高在上、考虑不周的言辞。如果反过来看，那这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更加灾难性的历史清算。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NSC-68号文件)是战后世界观最权威的表达，是冷战时期美国治国方略的罗塞塔石碑，这是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当时由保罗·尼采 (Paul Nitze) 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于1950年起草的。这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件证明了“自由社会的奇妙多样性、深度宽容性和合法性”，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策制定了参照。而与美国这个自由社会相对应的是苏联的 "奴隶社会"，它要求 "在苏联这个国家里政府对所有人拥有完全支配权，没有任何人能例外"，也包括了 "对所有康米政党和苏联政府统治下的所有国家拥有完全的支配权。"

NSC-68号文件以令人信服的清晰度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争辩了理由。它画出了清晰的线条，消除了思想的歧义。“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中，”该文件断言，“国家间秩序的缺失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 这一事实强加给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以及“以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方式实现秩序和正义”的义务。仅仅遏制苏联的威胁是不够的。喂饱世界上的饥饿者或救助受苦的人也不会。美国需要的是胁迫的能力和意愿。考虑到这一点，华盛顿应该致力于建立一支占主导地位的军队，作为一支全球警察部队。治国方略成为军事力量的附属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NSC-68号文件中的摩尼教观点并没有减弱，在激发该文件产生的冷战结束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观点依然存在。拜登经常坚持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宇宙永恒斗争的结果，这还添加了保罗·尼采的中心主题。美国军事优势的必要性--无论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开支、海外基地的数量，还是使用武力的倾向来衡量--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不断 "缩小"（同时也向太空和网络空间扩展），美国军事力量的范围也相应扩大，而这一过程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但如果美国霸权的目标是通过谨慎地使用硬实力，来建立全球秩序和正义，那么其结果充其量也是喜忧参半。自1950年以来，英语世界的人们和那些生活在离巴黎和东京比较近的地方的人们获得的好处比较多。相比之下，生活在全球南方的数十亿人获得的好处却参差不齐；只是偶尔有机会活得更长、更健康，并同时转化为个人自由和安全。政府尊重个人权利和遵守法治仍然是希望多于现实。

想象一下，如果在冷战期间，美国使用了它以巨大代价获得的数千件核武器中的任何一件，那么情况可能会更糟。但时至今日，实际发生的情况已经够糟糕了。只要我们反思1950年以来美国战争（和各种秘密干预）的行为和后果，就会发现美国的鲁莽、渎职和浪费资源的记录令人震惊。

2003年4月，美军向巴格达推进

20年前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代表了美国军事上愚蠢的顶峰，仅次于越南战争。在发动战争时，人们期望释放出改变中东的解放浪潮，但 "伊拉克自由行动 "却产生了令人悲痛的死亡和破坏性遗产，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支持者安慰自己，认为将伊拉克暴君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会使世界变得更好。到了今天，再多的诡辩也无法支撑起这种说法了。

许多普通美国人可能会认为，宣布美军自二战以来所做的所有牺牲都是徒劳的，有点过于苛刻了。但我们很难避免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伊拉克的结果更像是一个规律而不是一个例外。1950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将美军派往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以北，这也证明了是一个史诗般的错误，尽管15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将美国作战部队派往越南，这使前一个错误黯然失色。从2001年开始，阿富汗战争赋予了“泥潭”一词新的含义。至于伊拉克，我们仍然无法反驳巴拉克·奥巴马2002年的呐喊，当时他还是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时，他谴责美国即将发动的战争是“周末战士们”的“愚蠢、鲁莽、愤世嫉俗的尝试”，目的是“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打包塞进我们的喉咙里”。

注：周末战士，是一种短期兵役制度，又称兼职军人。作为后备役军人，周末战士平日在公司上班，到周末就进入军营服兵役，因为年龄比现役军人大，又称大叔兵团。此外，人们也将平日上班不锻炼，周末才去健身的人群称为周末战士。

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选择都是美国全球领导力在当时似乎需要的具体表现。根据NSC-68的逻辑，放弃解放和统一两个朝鲜的机会或允许越南共和国倒向康米主义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允许塔利班在喀布尔保留权力也是如此，认真对待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并打算开发更多的武器），将他赶走可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上的必须。

然而在每一个历史的例子中，这样令人震惊的错误判断都浪费了大量的美国财富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非美国人的生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自9/11袭击事件以来，美国的军事行动耗资约8万亿美元，这一数额比拜登政府高度吹捧的“建设更美好的美国”基础设施计划批准的数额高出几十倍，而人们很难看出这些军事行动的收益是如何超过了成本。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赞成美国干预的基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即使是拜登，他作为副总统时，他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大规模增兵，而作为总统时，他最终下令撤军了，但他也没有放弃维持美国军事力量的持久效力的基本信念。他对阿富汗战败的反应是提议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国会不仅同意了，而且还给了额外拨款。

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所拥有的影响力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在这一点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1月的总统告别演说中所传达的著名告诫，并没有失去了其关联性和其意义。在那次演讲中，艾森豪威尔警告说，"错位的权力 "在 "军事工业综合体 "手中的崛起是具有灾难性的。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让“警惕和知识渊博的公民”来控制该国“庞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御机器”，“以便安全和自由共同繁荣。”，但不幸的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事实证明美国人的冷漠多于警惕。许多美国人仍然尊敬艾森豪威尔，但他们往往不是向1961年的总统寻求灵感，而是向1945年的将军寻求灵感，艾森豪威尔确保了第三帝国的无条件投降这一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赋予了美国政策新的使命感，随后将其编入进NSC-68里。但它也强加了一个束缚。正如学者大卫·布罗姆维奇最近所写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幅囚禁我们思想的历史画作"。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过去七年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故事集中在努力维护和更新这幅画作。总体目标一直是设计另一次这样的胜利，从而提供安全、繁荣、尊重和特权——或者更广泛地说，一个按照美国的方式运行的世界，一个以传播自由和民主为己任的统治地位。

柏林墙的倒塌，随后是康米主义的崩溃以及美国在1990-91年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刻，似乎整个世界触手可及。将这些胜利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与1945年的胜利相提并论的。所谓的 "历史的终结 "导致了一个单极秩序，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世界上 "不可缺少的国家 "主持着这个秩序。今天，这些名词与“白人的负担”和“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属于同一类：它们只能用于讽刺。然而，它们准确地反映了1989年后政治精英们的陶醉。冷战结束后，致力于崇高事业的国家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在着手打击各地的邪恶势力时，制造或包办了更多的混乱。

华盛顿这场以意识形态为动力的狂欢一直持续到2016年，当时唐纳德·特朗普颠覆了美国政治。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誓要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即“美国优先”。这个看似温和的短语具有爆炸性的含义，让人想起了民众普遍反对美国参与英国抵抗纳粹侵略的可能干预。特朗普不仅仅是承诺减少好战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否有意，他都在威胁要抛弃二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道德基础。

北约国家“没有支付他们应得的份额”并且在“剥削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集会上以典型的咆哮抱怨道，“你知道我们会做什么吗？什么都不做了。要么他们必须为过去的不足之处付出代价，要么他们必须退出北约。如果北约将会四分五裂，那就随它分裂吧。” 他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到这个主题，包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宣称：“我们在捍卫其他国家的边界的同时，却拒绝捍卫自己的边界，并在海外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 “我们让其他国家变得富有，而我们国家的财富、实力和信心却在地平线上消散了。” 他承诺说，现在不会了。"从今天起，将只有美国优先。"

这种异端邪说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精神崩溃，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当然特朗普的谎言和历史文盲形象，让人很难判断他是否理解“美国优先”这句话的含义。即使他真的这么做了，他惊人的无能和短暂的注意力也会让现状得以延续。特朗普在任期间，9.11事件后开始的无休止的战争拖了下来。各个联盟仍然保持不变。在稍作调整后，该国在海外的军事足迹也保持不变。在美国国内，军事工业综合体蓬勃发展。昂贵的美国核打击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但引起的关注极少。总而言之，NSC-68文件的精髓得以保留，二战作为政策试金石的相关性也得以保留。"孤立主义 "仍然是对任何不支持在国外大力使用美国力量来治疗世界疾病的人的一种蔑称。

尽管建制派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思考，仍停留在过去的泥潭中，但是世界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就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一个核心悖论：特朗普发誓要放弃战后政治范式，这使得建制派对他绕道而行，对NSC-68框架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即使美国面临着不断严峻的问题，而NSC-68与之完全不相关。这些问题不胜枚举：某些国家的崛起，气候危机的深化，美国南部边境的失控，工人阶级机会的消失，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的激增，残酷的大流行病，以及由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党派和宗教方面的两极分化引发的国内动乱。这些分歧助长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胜利，使他在失败的连任竞选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并使他在失败后阻止权力的和平转移和推翻宪法秩序的努力成为可能。

这些一连串的失败和缺点，以及战后美国力量的愿景无法与之抗衡，似乎预示着属于美国的苏伊士时刻的到来。但现实恰恰相反，在美国治国方略的历史长河中，拜登的总统任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事情并没有产生任何转变。在拜登任期中途，美国的大战略陷入了一系列未被承认的矛盾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华盛顿坚持认为美国必须维持现在被奉为圣经的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即使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正在减弱，可用于追求这种模式的资源正在减少，以及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的前景衰退。然而外交政策部门坚持认为，除了美国的军事化领导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想象的选择，他们首先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战争重新验证了NSC-68号文件的核心思想。但俄罗斯军队不是苏联红军——差得太远了。除非普京选择使用核武器（这种可能性很低），否则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构成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一支连基辅都打不进去的俄罗斯军队不会对柏林、伦敦或巴黎构成太大威胁，更不用说对纽约市了。俄罗斯军方表现出的无能强化了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欧洲民主国家做出努力，它们完全有能力保障自身的安全。总而言之，对于华盛顿来说，这场战争本应支持将俄罗斯归类为其他国家的问题。如果美国有近500亿美元的闲置资金（国会分配给2022年2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援助乌克兰的金额），它应该用这些钱来缓解气候变化，解决边境危机，或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拜登政府对待这些重要任务的紧迫性远远低于武装乌克兰军队。

拜登在谈到乌克兰战争时，用笼统的措辞呼应了自己早先时期的言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刻到了，我们对历史本身的决心和对良知的考验，”他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仅一周后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道。“我们将拯救民主” 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任务似乎不仅涉及表现出承诺和决心，而且还涉及做出牺牲和艰难的选择。但美国在乌克兰的努力并不需要这些东西；这只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拜登明智地承诺，尽管所谓的民主利害攸关，但美国军队不会代表乌克兰作战。回到NSC-68号文件，政府的言论，加上没完没了的媒体评论，给人的印象是，乌克兰战争召唤美国再次抓住历史的舵柄，引领人类走向预定的目的地，但这正是导致美国一次又一次傲慢自大、误入歧途的原因。

很难想象还有更好的机会摆脱这种自鸣得意的姿态，找到一种更负责任的方式来谈论和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但拜登似乎决心要错过这个机会。请看美国政府的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段话：

在世界各地，对美国领导力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之中。与此同时，影响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挑战要求我们加强全球合作，并要求各国在这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刻加紧承担责任。作为回应，美国将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主导，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步调一致地工作。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未来，受那些反对者的影响，反对我们期望创造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的愿景。

这种文字沙拉拼盘看似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东西，但其缺乏具体地内容，不能作为一个连贯的政策基础。它被当作战略声明来营销，反而证明了战略的缺失。

今天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份明确的战略目的声明，它将取代僵尸般的NSC-68范式。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以来，这样的替代方案就已经存在了。1948 年，冷战伊始，保罗·尼采的前任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 ( George Kennan)提出了一种衡量美国政策成功与否的方法，该方法没有意识形态的幻想。他指出，当时美国拥有 "大约50%的世界财富，但只有6.3%的世界人口"，他建议美国未来的任务是 "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能够维持这种差距的地位，同时不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积极的损害。"

其目的是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同时保护甚至加强使美国成为世界羡慕对象的丰富物质基础。凯南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摒弃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梦”，专注于“我们眼前的国家目标”。肯南写道，这个国家无法承受 "奢侈的利他主义和造福世界的想法"。

凯南的长篇备忘录相当详细地概述了美国应该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问题。当然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今天应该关注的不是他的分析的细节，而是他的精神：现实主义、冷静和对局限性的理解，以及对目的性、纪律和凯南所说的“努力型经济”的强调。1948年，凯南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屈从于最近战争期间萌芽的“浪漫主义和普世主义观念”，历史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

自1948年以来，肯南提到的经济差距已经缩小了。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4%多一点，但仍然拥有世界财富的30%左右。但在美国国内，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最富有的0.1%的美国人控制着该国大约10%的财富；到了今天，他们控制了近 20%。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健康状况也在下降：美国国债总额现已超过31万亿美元，联邦赤字自2010年以来平均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2018年7月，特朗普在布鲁塞尔

畸形的不平等和无能的挥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国家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国内的功能失调和国外的危机。军事力量无法弥补内部凝聚力和政府自律的缺失。除非美国把自己内部整理好，否则它几乎没有希望行使全球领导权--更不用说在民主与专制几乎虚构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了。

华盛顿迫切需要遵循肯南在1948年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被几代决策者所忽视：避免无谓的战争，履行国家建国宣言中的承诺，并为普通公民提供体面的生活前景。将美国军队重新配置为一支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部队，而不是作为全球权力投射的工具，美国应该要求国防部专注于防御。

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首先，这将意味着认真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消除核武器的义务；关闭世界各个地区军事总部，美国中央司令部首先要被砍掉；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足迹；禁止向军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费用；锁上维持军工复合体的大门；重振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战争权力；以及除非宣战，将军费开支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这仍将使五角大楼的军费开支领先于全世界。

1947年，在也许是《外交事务》杂志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凯南使用署名“X”写道，“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要衡量自己的最佳传统，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值得去保留。" ，如今这些传统可能已支离破碎，但凯南的忠告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另一次正义的军事胜利的幻想并不能解决困扰美国的问题。只有艾森豪威尔呼吁的“警觉和知识渊博的公民来掌权”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一个拒绝容忍进一步滥用美国权力和虐待美国士兵的政体，而这些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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