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60年代，中亚的浩罕汗国统治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擅自成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阿古柏与当时竞相蚕食中国新疆的英国和俄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肆意出卖了新疆地区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
1871年，沙皇俄国更是公然出兵，强行占领了我国的伊犁地区。此时，清朝正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内方面，太平天国运动虽已被镇压，但捻军起义尚未彻底平定，陕甘等地的回民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在海外，东南沿海地区正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威胁。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清朝官员之间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愈发激烈。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资源加强海军建设，他们认为新疆问题不过是“肢体之疾”，而海疆的防御空虚才是“腹心之大患”。
然而，左宗棠则坚定地主张收复新疆，他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战略观点，强调新疆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可轻易让人。
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左宗棠开始了筹集粮饷的艰巨任务。他对西征的战备经费进行了周密的计算，初步估算此次西征至少需要军费白银1000万两，出于对未来战事不确定性的考虑，他又额外增加了200万两作为预备。
然而，清朝国库空虚，只能提供左宗棠200万两的户部拨款和500万两的各省协饷，这远远不足以满足军费需求，尚有500万两的巨额缺口。
面对资金短缺，左宗棠不得不自谋出路。在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协助下，他分三年向洋商借款，并向华商借款，终于凑齐了所需的军费。
在筹集粮饷的同时，左宗棠也没有忽视作战方案的制定。他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环境，精心策划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以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为了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左宗棠下令驻守哈密的军队在当地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积累粮食。同时，他还精心设计了四条筹粮运粮的路线，以确保前线将士的粮饷供应不受影响。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举行祭旗仪式，正式宣告西征的开始。此次出征，左宗棠麾下共有兵力220营，总人数超过8万。
然而，在这庞大的军队中，实际参与直接战斗的仅有2万余人，其余近6万人则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得益于充分的准备和师出有名，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再加上左宗棠对战略战术的巧妙运用，成功痛击了阿古柏的侵略军。
和田的意外发现
1878年，左宗棠率领的大军在新疆和田地区彻底击溃了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在这场胜利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大量外国人被俘，其中包括来自英国、俄罗斯、阿拉伯等国的十几个外国人，以及数量惊人的5000名印度人。
如今，面对这些外国俘虏，左宗棠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处理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朝廷。
慈禧太后对于这些俘虏的国籍同样感到困惑。在其中，有一位担任火炮教练的外国人，他自称来自一个叫做“乳目国”的地方，他说自己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到达中国新疆，但还未见到阿古柏，阿古柏就已经死亡。然而，这个所谓的“乳目国”在当时的辞书和地理资料中并无记载，这更增添了情况的复杂性。
有学者推测，这个“乳目国”可能是指“阿曼国”。阿曼在18世纪40年代曾是一个强国，但后来遭到了英国的侵占。阿曼以产乳香而闻名，而“乳香”在中文中的发音与“乳目”相近，因此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被误称为“乳目国”。
五千印度人的由来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完成对印度的全面吞并之后，其扩张的触角逐渐伸向了中国西北的边陲地区。在这一时期，阿古柏在沙皇俄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公然入侵新疆，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英国为了支持阿古柏，向他提供了大量的军火武器，并且允许他在印度殖民地招募工匠和技术人员，回到喀什地区设立军工厂，以增强其军事力量。
这些从印度招募而来的工匠中，有些人专门负责制造火器，而商人则负责销售军火。阿古柏为了回报英国的支持，开放了贸易通道，允许印度商人进入新疆进行商业活动，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英国之间的勾结和合作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印度人涌入新疆，他们不仅成为了阿古柏与英国“友好往来”的见证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疆地区的商业活动。
然而，这种所谓的“友好往来”实际上是基于英国殖民利益的扩张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印度人的到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交流，但也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复杂性，为后来的新疆收复工作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艰难的处置
左宗棠在处理这5000名印度人时，确实面临着多重考量和顾虑。首先，这些人的日常消耗对新疆地区的粮食供应构成了压力。新疆刚刚经历过战乱，当地物资本就紧缺，粮食供应紧张，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无疑加重了清军的后勤负担。
其次，这些印度人的背后有着英国的支持，因此在处理他们时必须非常谨慎，以避免引发外交上的纠纷。当时的英国是全球霸主之一，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清朝的国力相对衰微，无法承受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后果。
左宗棠深知，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可能激化与英国的关系，还可能给已经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带来更多麻烦，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
左宗棠在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时，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他提出的两个选择，既体现了对这些人命运的关怀，又考虑到了清朝的实际情况和潜在的外交风险。
第一个选择，允许愿意回国的印度人返回他们的国家，这一方案给了那些因战乱而身陷异国的印度人一个回家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新疆地区的粮食和资源压力。
第二个选择，对于愿意留在中国的印度人，提出可以安置他们在内地，这样既可以避免他们与外部势力勾结，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的技术和劳动力，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左宗棠的这一策略有效地解决了俘虏问题，避免了可能的外交冲突，同时也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时的能力，为后世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这一事件，左宗棠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