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蒙冤去世后，他的妻子薛明一直为他的清白奔走。

贺龙抵达延安没多久，就因为和妻子骞先任感情不和离了婚，看着贺龙无人照顾的模样，他身边的战友们纷纷当起了红娘，然而，贺龙对这些热情不高，暂时还没有找对象的意愿。

一日，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笑嘻嘻的向贺龙介绍一名女同志，她叫薛明，乃是天津的女学生，因为其优异表现，如今已成为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看着贺龙犹豫不决的模样，西北局书记高岗立刻拍了拍他的肩膀，主动提出陪他去一趟延安县。

1942年，薛明正在和婆姨们聊天，忽而听到一阵阵汽车声，薛明好奇不已，谁跑来他们这呢？薛明聊了没多久就被人叫了回去，薛明见到贺龙的第一面就觉得对方很面熟，方面孔带棱带角，两只眼睛弯成月牙状，一直到他将自己的烟斗从唇里拔出来，薛明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人的名字。

就在这时，一旁的王书记已经介绍了对方，“这是贺司令员来看望咱们来了。”

很快，薛明也被介绍给对方。

薛明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

不一会儿，王书记就借机离开，为他们留下足够的相处空间，高岗等了短暂的时间，也说自己想要去转转他们县委，于是起身离开，离开前，他还朝着贺龙挤眉弄眼。

剩下薛明和贺龙独处，她颇有一些拘束，看天看地就是不敢看贺龙。

贺龙夸赞了薛明几句，随后就听着对方汇报延安县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而王书记不多久也进了门，他吆喝着大家一块吃饭，他杀了一只鸡，还搞了酸菜粉条，大家一块来吃饭呀。

席间，贺龙得知薛明的老家距离天津很近，还曾在天津上过学，便主动邀约，他有一名厨子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她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做得像不像，以后若是有空了也可以去他那里玩一玩。

之后，薛明照常工作，该汇报的时候去汇报，她才刚开了头没说几句，贺龙就进门，很显然，他这次的形象较之上次又好了些，好似专门准备过，既然进了门，贺龙也干脆顺势留下了听薛明汇报妇联的工作。

薛明这次只当对方是凑巧，结果，从这天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陈正人都让她去做汇报，贺龙永远都是坐在一旁始终不讲话，一连十几天下来，薛明把能讲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说了一遍，并多次提出想要回县委，都被陈正人拒绝了。

终于有一天，薛明实在是说不出汇报的内容了，干脆直接和陈正人摊牌：“你把我扣这么久，到底想叫我谈什么？”

陈正人也一脸苦笑，他又何尝不是听累了呢?只是，老贺他有一肚子的感情都说不出来。陈正人也觉得自己完全是活受罪，他和老贺住在一起，整天都替老贺干着急，老贺有一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就想问一句，薛明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信薛明看不出来。

薛明脸上的笑意淡去，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她绝对不会过于草率，于是她平静地表示：“我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件事现在不考虑。”

陈正人听了这话后着急坏了，话不要说得那么死，她先不要走，再住一段时间，他们再谈谈嘛。

于是，薛明便被“扣”在了那里，过了几日，薛明等来了彭真首长，彭真这次也是为贺龙的婚事而来，彭真也没有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询问薛明的态度，其实，对于贺龙，薛明也是有感觉到，在这之前她就多次听过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但是，崇拜和爱情是两回事，若是到谈婚论嫁地步，她确实有很多的顾虑。

看着彭真怀揣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薛明最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还没干出名堂，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

彭真对此不理解了，谁说结婚影响工作的，他们不是也结婚了吗，还有邓颖超和蔡畅等同志，也没有影响到工作啊。

至于贺龙不能写文章，只能在前线打仗这件事就更容易了，革命是有分工的，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打仗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呢？她可不要看不起大老粗，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刘邦等人哪个不是大老粗.....

不多久，屋子里又来了几位领导同志，大家纷纷为贺龙说好话。

但是，薛明还有一个问题，她想要去找小姐妹们一块商量一下，彭真他们笑着说不用去了，他们已经找过了，大家都同意了。

虽然贺龙自己是个锯了嘴的葫芦，但是，在追妻上他还是努力了一把，薛明终究还是对他动了心。

薛明和贺龙的婚礼很简单，大家凑在一块喝了杯喜酒，婚礼就落下了帷幕。

贺龙打了半辈子的仗，他从未想过，新中国成立后，他竟然被毛主席派去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

1952年，贺龙接到了邓小平打来的电话，邓小平告诉贺龙，组织上准备让他去当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毛主席也举双手双脚赞成，得知毛主席的态度后，贺龙立刻答应下来：“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其实，选择贺龙去搞体育也是多番考虑的结果：第一，贺龙本人很喜欢体育，重视开展体育活动；第二，贺龙具有极高的威望，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感染力以及工作能力；第三，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最后，经过团中央提议，会议立刻讨论通过，就连毛主席都非常的赞成。

在选择人才时，贺龙可谓是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不拘一格。

就拿傅其芳来说，他曾经在香港击败了英国乒乓球冠军，此后轰动一时，然而，他后来失业了，在迷茫之际，他主动提出，希望代表新中国打球，可是，在这之外还有一些顾虑，因为傅其芳身上还有一笔欠款无法偿还，所以也担心自己回到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得知此事后，也去了解了傅其芳的情况，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若是错过肯定会抱憾终身，于思及此，贺龙跑去找体委的有关领导商量决定了此事，彼时对傅其芳的欢迎，他欠下的债务也不需要担心，国家会替他偿还的，他的月薪也不低——2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00元），这个价格放在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少，但是，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以及发工资而言，已经比当时国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都要高。

1953年的春天，傅其芳兴致勃勃的回到大陆，次年，他就打出了好成绩，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贺龙得知这一好消息后，走路都带风，为了防止傅其芳骄傲自满，贺龙找傅其芳谈了话，在鼓励的同时，还激励他努力钻研技术。傅其芳将贺龙的话一一记在心里，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最后培养出庄则栋等一批世界乒乓球名将，他们后来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傅其芳用 自己的能力告诉外界，当年贺龙的选择有多对。

在贺龙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的感召之下，很多远在海外的人才都跑回来报效祖国，比方说羽毛球运动员汤仙虎等人，都是在50年代回国的。

相信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其实并不长，所以，很多运动员都难免会有所顾忌，若是他们真的选择了这条路，那么退役之后的生活如何得到保障呢？对于这个问题，贺龙非常地重视，为此，他提出：“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可以说，贺龙的这番话给了很多运动员继续向前开拓的勇气。

贺龙一生清廉，从来都不会以权谋私，1937年，贺龙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将旱烟叶给用完了，于是，警卫员招呼着后勤人员买了一些烟叶补了上去，之后，贺龙还是知道了此事，原来，他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他现在所抽的烟叶乃是用公款买的，他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在这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贺龙在吃饭上面节省出一大笔钱，最后终于将烟叶的钱一分不少的还上。

贺龙不但身体力行，他还给子女们立下了规矩：贺龙要求子女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绝对不允许他们用贺龙的名义向学校或者是组织要求任何特殊的待遇和照顾。

贺龙的族孙贺兴桐解放后就跟在和龙的身边。贺兴桐足够的优秀，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去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得知这一消息贺兴桐兴高采烈的告诉贺龙，然而，贺龙却没有激动，而是让自己的秘书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了一通电话，询问他们哪里最艰苦，对方答复甘肃最艰苦。贺龙立刻交代，将贺兴桐分配去那里。果不其然，不多久，贺兴桐就被分配去甘肃工作。

贺家为了革命可是付出了不少，贺龙的女儿贺晓明他们曾经计算过，他们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

贺龙失去了很多亲人，幸而还有薛明他们陪在他的身边。

虽然贺龙和薛明相差20岁，但两人之间并没有隔阂，相反，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还一起携手走过了27年。

20世纪50年代，贺龙出访比较频繁，一次，贺龙要接访，便让妻子薛明先打扮一下，要知道，当时是没有化妆品的，薛明想了一个好主意，直接将火柴给吹灭，当眉笔来用。

薛明平日里就不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人，平日里也就穿穿军装，为了接见外宾，她需要穿上旗袍和丝袜，不过，薛明打扮后确实非常的漂亮，贺龙眼前一亮又一亮。虽然贺龙没有明说，但女儿贺晓明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父亲很欣赏母亲。

或许，有些人会好奇，贺龙和薛明两人走在一起，他们的“定情信物”是什么呀？答案在此揭晓——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来身上从来没有离过枪，以防有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贺龙才逐渐不带枪，将枪支收藏了起来。

对于薛明来说，勃朗宁手枪并不陌生，他自己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手里更是摸过枪无数次。薛明在贺龙光鲜时陪在他身边，在他落魄的时候更是不离不弃。

1966年，林彪他们将枪头对准了贺龙，贺龙身上被泼了不少的脏水，和贺龙被搞得日夜不得安宁，连休息都成了问题。

周总理知道贺龙的处境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其安排去新六所暂住，但是，即便如此，贺龙也没有完全安宁下来，他的新住所还是被寻到了。薛明走投无路之下，三次跑去向周总理告急，却没能得到答复。贺龙对妻子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中南海时，贺龙和薛明来到周总理的住处，贺龙想要搬回家里住，而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了，没有回来，秘书暂时安排了贺龙。

周总理日理万机，每日直到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想要抽出时间和贺龙谈话简直比登天还难。

一日，贺龙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周总理告诉他：“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1月20日凌晨3点，贺龙一路被送去偏远的西山，此次前来的人不多，只有贺龙、薛明以及几位警卫战士，除此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贺龙闹了大半辈子的革命，突然休息下来很难适应，他想要回去找那些人算账，结果刚穿上鞋子，就看到在外面走来走去的警卫，这一刻，他清醒的意识到现实，如同一头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雄狮，整天都坐卧不宁，饭量减少了，就连睡眠都变差了。

不过，即便到了这个地步，贺龙仍旧经常看报纸，看看上面出现的领导人的名单，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活动，每当看到熟悉的名字，他都会一脸笑意，等发现当年并肩作战的老干部的名字消失时，他又会唉声叹气，对于原因他早已了然。

贺龙身边有人看着，但他仍旧不改对那些工作人员的关心，一日，屋外的小雨下个不停，贺龙在屋子里面被吵的睡不着，随后他想起一件事，让妻子将哨兵们带回走廊，不要让他们被雨给淋了，眼看着哨兵们来到走廊避雨，贺龙才放下心来，这样大家就不会感冒了。

贺龙在这里待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望穿秋水似的盯着门口，时刻盼望着周总理能派人来接他，可是，等到绿叶变黄，变枯，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也不见人，贺龙心里也对外界的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若非这样，周总理肯定早将他接回去了。

在西山的日子里，贺龙依旧保持紧张的学习，此外就是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与此同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坏，最后更是直接病倒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长期忧思过度，对于党和国家命运的焦虑和担心所引起的。

贺龙的身体状况为他的命运埋下了导火索，长期以来，贺龙都患有糖尿病，对此，医学专家曾为他诊断过，虽然他病的时间长，可病情还不算严重，只需要一般的药物，以及饮食条件就能让他保持平衡，可是，贺龙的身体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照顾，受到医疗条件上的限制和拖延，和龙的病情不多久就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更是连续摔倒了7次。

连续性地摔倒对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只是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四肢这些，对薛明提出的糖尿病问题充耳不闻，以至于他的身体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

1969年6月9日，贺龙含恨离开人间。

没过多久，贺龙的遗体就被火化了，他的家属并没有接到到场通知，连他骨灰盒放置的地方，他的家人也一无所知。

贺龙去世后，薛明被送去进行重体力工作，他的子女也被分散开来，彻底和母亲失去了联系。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终将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它不容任何人进行事实的歪曲。

1971年，事情尘埃落定后，周总理派人将薛明从贵州接了回来，在北京为她安排了住处，一段时间后，贺龙的子女也被陆续接回了北京。

十年动乱结束后，薛明坚持为丈夫平反，将骨灰找回来，恢复名誉，将骨灰安葬好以后，薛明给中央写亲笔信，她一字一句的将当年的真相写出来，最后，中央决定恢复贺龙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