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温在会节园撕碎最后一片遮羞布时，张全义正在书房誊写《劝农赋》。这位后梁太师听着厢房传来的哭喊声，笔锋竟未停顿分毫——三十年前他跪迎黄巢入长安，二十年前他跪别李克用投朱温，此刻不过是再多跪一次。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隐忍，让这个出身河阳佃农的乱世浮萍，竟在五代十国的血雨腥风中三朝不倒，最终在史书上留下“治民有方”与“屈膝事贼”的悖论印记。

张全义的仕途始于唐僖宗广明元年的洛阳县衙。这个因不堪县令羞辱而投奔黄巢的文书小吏，在起义军中展现出惊人才能：他主持的漕运系统，竟能让缺粮的义军支撑潼关决战三个月。长安陷落后，又是他劝说黄巢建立科举制度，试图将流寇政权转型为正规王朝。

这种务实作风贯穿其一生，当河阳被围粮尽之际，他派儿子向朱温求援的条件不是封官许愿，而是“借粮种三千石”。

在洛阳尹任上的十九年，张全义创造了五代罕见的治世奇迹。他亲自设计“营田制”，将流民编为生产兵团，每户授田五十亩，头三年免征赋税。为恢复地力，他令农户在桑树下套种苎麻，形成立体农业。

至后梁立国时，洛阳周边已复垦良田六万顷，户数从百户增至十万户。这些政策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破例称赞：“全义出群盗，乃能劝耕务本，此岂小人哉？”

与其民政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强权面前的惊人柔韧。面对朱温在会节园的暴行，他制止欲行刺的儿子：“昔年河阳粮尽，梁王分粟救我三军。”

这番说辞背后藏着五代官僚的生存智慧——当李克用与朱温在黄河两岸陈兵百万时，张全义将女儿分别许给两军将领；当李存勖灭梁大军压境，他命人连夜赶制后唐旌旗，却将后梁官服藏于密室。这种“鸡蛋分篮”策略，使其成为五代唯一完整保存府库的降臣。

新旧《五代史》对张全义的分歧评价，折射出乱世道德标准的撕裂。司马光痛斥其“事四姓十君，耻心尽丧”，却回避了张全义保下的百万生灵；王夫之盛赞“全义治洛，功在千秋”，又对其献妻女之事讳莫如深。

这种矛盾在白马驿之祸后更显荒诞：当三十余名唐臣被朱温沉尸黄河，唯有张全义能在屠刀下保全故唐官僚体系，为后唐典章制度留下火种。

同光四年春，75岁的张全义在洛阳宅邸咽气前，突然挣扎着焚毁所有私人信札。这个细节被《旧五代史》刻意忽略，却在洛阳出土的墓志铭上得到印证：“公尝言，乱世守节易，全生难。”

或许正是这份清醒，让他能在豺狼环伺的武夫时代，既保全家族延续，又使中原百姓免遭兵燹。当我们以千年后的道德标尺审判这位乱世能臣时，是否也该在史书边注写下：他守护的洛阳城头，最后一面唐旗多飘扬了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