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休整期间，正遇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奉总部命令挺进鲁西南。

当陈支队从父亲所率营驻地经过时，父亲看出他们是八路军、共产党的队伍，立即下令全营尾随跟进。三日后，抵达平汉路附近，陈支队首长派参谋梁乃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主任、太原二零八厂党委书记)前来联络，询问晋军队伍为什么一直尾随行军？

父亲告诉梁参谋，自己是共产党员，本营系决死2纵队所属部队，欲加入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并将事变前党组织秘密下达的联络暗号告诉了他。

陈支队经与延安联络，证实是自己人。梁乃强再次返回，向父亲传达了陈支队首长的三点意见:1.欢迎该营加入陈支队；2.全营干部战士必须自愿加入八路军，因部队奉命去山东建立根据地，即将远离山西；3.全营干部一律降一级使用，即营长改任副营长， 副营长改任连长，以此类推。

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陈支队首长的意见，对全营干部战士进行了说明与动员，只有两名战士表示不去山东，欲返回山西老家。于是每人发大洋5元遣返，其余550人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二团。

父亲任三营副营长。时任营长贺健(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军交部副部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教导员李觉(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八军参谋长，二机部副部长)，副教导员穆欣(新中国成立后任光明日报社长，"文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的团长为夏德胜(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

父亲进入陈支队后才发现，其干部战士都是“南蛮子”，从团长、营长、连长、班排长甚至马伕、伙伕，都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红军战士。

550人的加入，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增强了一倍。

1939年12月，陈支队二团抵达以山东菏泽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又与后期到达的原属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决死二纵队的一个团合并整编为新的团队。在并入的团队里，父亲见到了自己在晋军中早已熟悉的老乡和战友贾跃翔、白云和王晓。

整编后的二团， 团长仍是夏德胜，贾跃翔、白云任副团长，王晓任二营副营长，父亲仍然担任三营副营长。时在三营任连职干部的也多为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如吴忠(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十军军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年仅18岁，是十一连连长。父亲说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常脱光膀子率队冲锋。如王定烈(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等。

1940年3月，父亲率部在山东冠县伏击日寇的战斗中，左肩中弹，子弹从肩窝处进入后洞穿，前面只有一个小枪眼，肩后连骨头带肉炸出个大洞，仅剩一条肩胛骨与左臂相连，由于缺医少药导致伤口化脓、腐烂发臭。经在后方医院工作的曾国华(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将军的夫人精心护理与及时清洗换药，三个月后痊愈归队。

父亲回到团里时，贾跃翔已调鲁南军区， 后又随一一五师的部队支援新四军，白云已去军区司令部任一科(作战)科长，王晓担任了团参谋长。

1940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为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二科(侦察)科长，暂时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

父亲到军区司令部报到时，时任军区主要领导是:司令员杨得志(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武汉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政委张霖之(新中国成立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副司令员杨勇(新中国成立后任志愿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 副政委苏振华(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王辉球(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沈阳军区政委)。父亲的直接领导是司令部参谋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阎揆要(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父亲任科长的二科，当时不过五六个侦察参谋和描图员。如左良(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徐仲禹(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六军、四十六军军长、济南军区参谋长)，见习参谋、描图员王钦裕(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十六军政委)那时才十六七岁， 还是个孩子。

1941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参谋长，正好与一地委副书记万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同一区域工作了近两年。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一年，父亲调任三分区参谋长，时任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于一身的是赵健民(1949年2月任十七军首任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云南省省长)。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父亲还多次调回军区司令部工作，先后担任过敌工部副部长，时任敌工部长李一非(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粮食部副部长)；军区独立旅参谋长，时任旅长为汪家道(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副政委胡正平(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宁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未完待续）

摘自《清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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