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壮举，背后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18天内的“长考百日”与三次重大抉择波折。这场立国之战的决策过程，不仅彰显了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胆识与魄力，更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洞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将战火烧至中朝边境：6月26日，美军进入朝鲜半岛；6月27日，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主权。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若任由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将形成对新中国东北的军事包围，甚至威胁京津安全。

为应对可能的冲突，7月7日，中央军委紧急组建东北边防军，调集25.5万精锐部队部署鸭绿江畔，并加速空军、炮兵等现代化军种建设。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还要适当选择。”此时，毛泽东已预判到战争可能长期化，强调“抓住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毛泽东连夜起草电报，计划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次日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因国内困难反对出兵，毛泽东遂暂缓行动。他通过苏联转告斯大林：“若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得不参战。” 第二波折：苏联空军的承诺落空

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后得知，苏联虽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空军需两个月后才能参战。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致电彭德怀：“暂不出动，继续准备。”然而，美军于10月19日攻占平壤，战火逼近鸭绿江。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心疾首：“敌人已围攻平壤，再推迟将陷东北于被动！” 第三波折：最终决断的“三利”权衡

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兵问题。毛泽东总结：“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提出三个关键判断：

1. 维护长远利益：若让美军占领朝鲜，将导致东北工业基地受制，未来建设成本倍增；

2. 遏制霸权扩张：美军介入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暴露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意图；

3. 国际主义责任：支持朝鲜革命可鼓舞全球反殖民斗争，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孤立。

最终，毛泽东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战略依据，于10月18日下达出兵命令。

毛泽东虽未亲临前线，却以卓越的战略思维驾驭战争全局：

1. 战争形态设计：以“志愿军”名义参战避免直接宣战，限定战争范围在朝鲜半岛，将外线反击与战略防御结合；

2. 灵活战术运用：通过五次战役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以“零敲牛皮糖”战术消耗敌军；

3. 后勤保障创新：建立“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前线，创造汽车兵单车月行4000公里的奇迹。

彭德怀曾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更需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周恩来则强调：“毛主席的决策基于科学预见与实际分析。”

抗美援朝战争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不仅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更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 爱国主义：全国上下掀起参军、捐物热潮，青年踊跃报名志愿军；

- 国际主义：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成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标杆；

- 革命忠诚：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用生命诠释了“为完成使命奉献一切”的信念。

正如毛泽东在战后所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更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

从“三波两折”的决策困境到“以战止战”的战略胜局，毛泽东与老一辈革命家的抉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与人民意志相结合的卓越能力。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是对侵略者的有力回击，更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刻诠释。在新时代，这种“长考百日”的战略定力与“以小博大”的斗争智慧，仍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提供着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