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在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贸易与供应链、各国政府之间均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前，舆论争论、学术讨论、贸易谈判与关税升级并行，不过，关于对等关税的关键/重要的问题却容易被舆论噪音与宏大叙事所遮蔽。
问题一：全球贸易与金融长期失衡且持续恶化，是国际市场竞争与全球比较优势的正常现象，还是市场被干预、价格被扭曲的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在千禧年纳斯达克泡沫危机后大规模降息且长期维持较低利率，刺激了放松管制的房地产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膨胀；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球贸易与金融失衡。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全球贸易与金融失衡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与深入的讨论/争论，不仅如此，美国右翼选民崛起，试图通过选票、支持特朗普上台来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和大多数非欧美国家极少被提起，仅在经济学学术圈一段时间内集中讨论，因此2018年和今天，当这个问题被特朗普以简单粗暴的关税战摆在台面上时，绝大多数人感到惊诧。特朗普令全球社会精英作呕与愤怒的行事风格，更容易让人忽略全球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及其本质问题。
跳出特朗普看问题，透过关税战看本质。其中核心问题是：全球贸易与金融长期失衡且持续恶化，是国际市场竞争与全球比较优势的正常现象，还是市场被扭曲被干预的结果？
全球社会精英、跨国公司、金融与科技巨头、多数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基本都是过去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从立场上，更愿意接受这是全球比较优势的结果。实际上，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无法在制造成本优势方面与中国竞争。
不过，特朗普及其选民坚定地认为，美国在被扭曲的全球自由贸易中吃了大亏，亟需通过国家力量的方式改变。
问题二：关键问题是非货币关税壁垒，还是国家竞争（遏制后发国家）？
如果仅考虑贸易/经常账户，长期贸易赤字/盈余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把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加入，与经常账户综合考虑，一国长期贸易赤字、另一国长期贸易盈余，是存在合理性的。
美国是一个长期出口美元以及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同时大规模进口商品的国家。美国的贸易长期赤字，但金融账户和资本账户长期盈余，三个账户合并基本实现平衡。这是全球比较优势竞争的结果。
但是，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恶化、金融账户盈余持续扩大，这是不正常的、被扭曲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赤字持续恶化/盈余持续扩大，说明自由价格（汇率以及原材料价格）失去了调节作用。
例如，A国长期大规模进口B国商品，其结果定然是B国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出口成本上涨，进而商品出口价格或汇率上涨，而价格/汇率上涨B国抑制出口，同时促进B国的进口，进而抑制A国逆差恶化和B国顺差扩大（大卫·休谟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但是，在中美贸易中，以及美国与其它一些国家的贸易中，这种价格调节现象并未发生。
问题出在哪里？
特朗普签署的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前半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该问题，将问题归咎于一个核心概念：非货币关税壁垒。所谓非货币关税壁垒，主要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配额、准入壁垒、汇率操纵、劳工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我将非货币关税壁垒定义为“无形关税”。
特朗普政府将非货币关税壁垒视为扭曲出口价格、恶化贸易状况的关键问题，并将其折算为对等关税率（打五折），因此其公布的关税率普遍超市场预期。其中，亚洲国家的非货币关税壁垒普遍偏高，亚洲成了“重灾区”。
与非货币关税壁垒的归因分析不同，中国和一些国家的民众更愿意将其问题解释为国家竞争问题，是美国遏制后发国家的手段（修昔底德陷阱）。前者是微观叙事、经济归因，后者是宏大叙事、政治归因。
问题三：对等关税下的全球贸易失衡（美国贸易赤字），其背后是不是全球主权债务问题（美国财政赤字）？
随着对等关税政策及其讨论的深入，另一个更为底层且严重的问题浮现，即美国债务问题。
市场愈加清晰地认识到，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政策的目的，其表为缩小贸易逆差/实现顺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其里是试图解决美国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日益恶化的债务问题。
在各国政府、选民与投资者对主权债务趋于麻木的时代，特朗普政府“化债”的态度超出市场预期，而且其手段，不仅仅是增加关税收入，更可能是试图通过扭转全球贸易与金融秩序来实现。
很显然，美国的贸易、金融与财政失衡问题，就是全球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与全球财政失衡高度关联，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是货币的一体两面。
长期以来，美国一边大规模进口商品，另一边大规模出口美元，美元换商品的结果是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
贸易赤字为何带来财政赤字？原因是，美联储通过吸收美债来发行美元（美元与美债是一体两面），对外输出的美元越多，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就越多。
但是，主权债券越多，并不意味着财政赤字越大、主权债务风险越大。实际上，美国大规模输出美元，其美国金融机构获得大规模的盈余，只是并未充分上缴给联邦财政部。另外，中国等对美国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大规模买入/持有美债，以支撑美债信用。
所以，目前来说，尽管联邦债务堆积如山，但是美债依然不存在违约风险，依然是流动性好、信用好的金融资产。
但是，核心问题在于恶化。全球贸易与金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全球贸易失衡不断恶化，意味着全球金融失衡不断恶化，具体表现为贸易赤字国，财政赤字恶化、主权债务高企；贸易盈余国，资产泡沫膨胀、市场主体债务恶化。
以中美为例，美国方面，联邦政府扩张美债，美联储吸收美债发行美元，出口美元，进口商品，贸易赤字和主权债务持续恶化。中国方面，大规模出口商品赚取美元外汇，2014年前大规模的美元输入被动推高外汇占款，进而发行大量的人民币，推动国内的资产价格（房地产）与通胀快速上涨；2014年后取消了强制结汇，央行不再吸收外汇发行基础货币，大量美元窖藏在银行系统，并在比利时、卢森堡托管账户大规模增持美债；在遏制了被动发行基础货币的同时，央行推动了商业银行扩张信用，地方城投债、房地产债、个人住房贷款大规模膨胀。
所以，全球贸易失衡的背后是全球金融失衡问题，其突出问题是全球主权债务/市场主体债务恶化。
问题四：对等关税带来的美国贸易赤字缩减，是否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根据特里芬难题，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如果美国实现贸易顺差，意味着大规模的美元将回流美国，美元无法充当全球支付与结算货币，那么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自然崩溃。
但这是一个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我们需要推演的是：对等关税将如何演变，并对全球贸易与金融带来哪些冲击？
当下，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关税战处于升级、僵持阶段，与其它70多个经济体处于关键的谈判阶段。预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谈判推动关税率降至40%左右，美国与其它多数国家的关税率将降至30%以内。
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测，对等关税政策无法实现美国贸易顺差，但可能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
我们知道，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与资本账户）是一体两面，特朗普关税政策推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缩小，意味着美国金融账户盈余缩小，这对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美国贸易逆差缩小，将导致海外的美元规模下降，海外是否会出现美元紧缺？而美元紧缺带来的后果是，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海外购买力不足，是否导致美债、美股价格下跌？
其中，两个关键变量：一是特朗普政府缩减财政赤字的策略；二是美联储是否降息/购债。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过度赤字、金融账户过度盈余，存在压缩金融账户盈余的动机；甚至认为，美元、美债作为全球公共用品，长期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储备与结算，应该向海外投资者征收一笔费用（税）；但是，他们并不希望美债美股的海外需求下降。
现实是，对等关税带来的贸易赤字缩减预期，已经让全球投资者担心美债的海外购买力下降，进而导致美债价格下跌。美债价格下跌带来的美债利率上涨，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偿债负担，这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特朗普寄希望于第二个变量，那就是美联储降息配合。于是，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的“战争”必然爆发。
在拜登政府时期，美联储紧缩资产负债表，联邦政府坚持扩表，成功地帮助美国经济软着陆。如今，特朗普政府紧缩资产负债表以整顿财政与化债，如果美联储能够降息、扩表，为美国及海外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和美元购买力，以平抑美债利率和金融风险，同时鼓励私人部门扩表，将推动经济平稳增长。
相信，在危机时刻，美联储定会降息/购债以拯救市场。
问题五：全球贸易与金融秩序以及各国持续恶化的债务问题，是不是已经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下一个全球化秩序将如何开启？
各国之间关于对等关税的博弈，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严重问题，集中体现在相互关联的全球贸易与金融以及各国债务的持续恶化问题。
换言之，过去的全球化秩序已无以为继，甚至病入膏肓、危机重重。关键是如何改变？
在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欧美建制派、跨国公司和商业势力希望通过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实现，其方向是削减关税、壁垒与补贴。但是，民主党作为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缺乏改变的动力。奥巴马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还推动美国政治的极左化。拜登则乘胜追击，以福利换选票加剧了财政与债务恶化。
特朗普政府完全放弃现有的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小修小补不以为然，选择以国家斗争的方式，简单粗暴的方式打破多边贸易体系，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贸易失衡，整顿联邦财政，重构全球化新秩序。
国家斗争（与谈判）正在替代国际组织协商，正在成为国家利益争夺与全球化秩序重塑的主流模式。
下一个全球化秩序将如何开启？
过去，以为下一个全球贸易秩序将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现在的趋势是，美国提升有形关税，迫使其它国家无形关税下降。全球贸易秩序从过去的注重降关税转向注重降壁垒。那么，非货币关税壁垒（无形关税）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化贸易秩序的基石。谁先快速地降低无形关税，谁将获得下一个时代的重大机遇。
全球产业链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企业是否还有出海的必要性？全球产业链转移有其内在的规律。日本产业链转移以及经济全球化，受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其发动贸易战的逼迫，也受九十年代泡沫危机引发的需求坍塌的驱动。从根本上来说，非货币贸易壁垒构建的保护优势容易引发长期逆差国的国家干预，以及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竞争，从受保护的出口经济走向开放性的出海经济是一个经济体迈入全球化关键一步。
全球贸易秩序重塑定然重塑全球金融秩序，非货币关税壁垒的降低，尤其是资本管制、汇率操作，可以充分发挥自由汇率、利率与全球资源要素价格的调节作用，对各国主权债务与私人部门债务、央行滥发货币以及资产泡沫膨胀构成硬约束。
但是，国家斗争并非完全按照理性的路线演进，未来充满着未知数。关于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理解，需要充分的信息、切实的推演以及深入的研讨，我们需要抓住关键问题。
因此，5月10日，智本社联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计划在深圳举办一场高端经济论坛，特意邀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陶然，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前来共同深入探讨对等关税与全球化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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