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欧元区内部差距巨大，当经济周期的矛盾出现时，欧元区成员国会受到不对称的冲击，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欧洲央行的解决方案很难让各方都满意：为了刺激经济，低增长的国家希望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高增长的国家为了抑制通胀，则希望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所以，欧洲使用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成员国之间这些经济发展上的不对称而大打折扣。欧元发行之初，德国经济增长比较慢，而那时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经济增长较快。由于欧元区的主要话语权掌握在核心经济体手中，所制定的政策也会偏向于核心国。

当时的货币政策对于高增长的国家来说是扩张性的。当德国、法国等核心国经济增长好转时，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随后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本来应采取扩张性政策，但迫于债务危机压力，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

这对经济增长本来就较低的南欧国家出口行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说，欧元区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和欧元区边缘国的实际经济需要产生了错配。再加上欧元区边缘国采取反周期财政政策，把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错配所蕴藏的风险迅速扩大。

在实现欧元这个单一货币后，欧元区也实现了区内贸易便利。区内贸易可以使双方都收益，尤其是对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高的小国来说，比如爱尔兰。利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优势，借助贸易推动国内经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小国可以因此加速国内经济增长。

从宏观经出发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欧元区的财政赤字还是贸易逆差，都是国内吸收超过国内产出、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的结果。国际经济学的经典观点承认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保持适度贸易逆差的合理性。

如果超过了某个临界水平，国际收支的失衡就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从而彻底打乱原有的发展节奏，这就得不偿失了。在欧元体系下，欧元区国家经济发展失衡，除了上述的经济指标之外，还有、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和另外一部分国家的顺差呈现扩大趋势。

以德国为首的北部欧洲的经常项目长年是保持顺差，而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南部欧洲的经常项目则长年为赤字。一般来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8%为一个预测危机爆发的重要临界值。泰国在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指标是8.1%。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已经在5年的时间里持续超过了这个临界值：而同期的德国，经常项目顺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年度平均值高达6.15%，有力地支持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随着一体化的深入，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区欧元国竞争力持续增强，经常项目顺差保持高位；而“欧猪五国”为代表的南部欧洲因工资支出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价格成本竞争力分化，竞争力削弱，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同时外部债务急剧恶化。

这种使用外部资源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欧猪五国”的经济问题在2009年年底和2010年爆发出来，也就是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爱尔兰危机。从欧元区总体贸易差额变化来看，欧元区的贸易结构本身也存在不对称性。

统一的欧元通过汇率机制，经过贸易渠道加剧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欧元区贸易差额的季度数据以盈余为主，而德国一国的贸易盈余始终远远大于欧元区的贸易盈余。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独占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总规模的1/3。

尤其是2002年欧元现钞流通后，德国在2003一2008年间出口方面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占整个欧元区内的贸易比例高达70%。相比之下，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10%左右。因为，欧元汇率是基于欧元区整体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状况得出的。

这就等于，对于德国来说，实际有效汇率是被低估了，有利于其出口；而对于欧元区边缘国，经济增速下降，实际汇率实际是被高估。这种汇率继续维持了德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性，反映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现实差距，也不利于欧元区经济的稳定边策协调。

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各种不对称性说明，欧元以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是一种客观事实。这就导致对经济危机的防御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首先，经济基本指标的不对称，导致各成员国对欧元以平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对欧元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平均水平影响大的国家，以及那些与欧元区贸易联系南切，贸易依有度又高的国家，他们的国内指标与欧元区平均指标的差异就小，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就能主导整个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和费币政策，他们的调整压力就越小，比如德国。

反之，那些区内贸易比重不高，特别是经济规模有限的国家，其经济指标与欧元区平均水平差距就比较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压力也比较大，所需要的政策调整力度也更大，比如希腊统一的货币政策依托着这么个差距巨大的基础，欧盟南方成员因和北方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巨大，根本无法实现必要的怡同标准。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财政实力和就业水平以及国际收支结构水平上的不同，不平衡，导致各国在抵御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风暴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成员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就不尽相同。统一的货币政策很难满足成员国的需求。

各成员国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改策条件下，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只有两种：或者通过宽松的银行信贷，或者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前者最终导致很行信贷危机，如爱尔兰；而后者则造成主权债务危机，如希腊。

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政治一体化十分落后，还不是一个拥有单一因家主权的政治实体。它既不是一个联邦，也不是一个邦联，它甚至连政治联盟都没有建立。欧元的创立是一种由众多主权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的主权货币，对于主权货币来说，它与主权国家应该是相伴面生的一对挛生体。

各国在放弃本国货币的同时，并没有让渡足够的国家主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盟只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整个欧盟不具备统一的民族利益，也没有大规模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机制和能力，也没有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依据。整个欧元区有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央银行，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财政部。

在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作为有着统一民族利益的主权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采取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财政政策实现财政转移支付，使蒙受压力的地区得到补偿。但是在欧盟，在欧元区，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导致财政政策归属各成员国，所以当个别成员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缺乏一个超国家的财政机制进行干预。

从协商机制来说，欧盟的能量由于缺乏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在面临经济困难，需要欧盟援助或者因为欧盟的共同政策受到损失必须给予补偿时，都体现了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缓慢，也是对欧元区全体成员国团结性和凝聚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这次欧债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各成员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等政治力量一直在相互博弈。

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无序的政治博弈，使得欧盟在许多决策的过程中，在救助希腊、爱尔兰等问题上，在稳定机制方案的批准和实施过程中麻烦不断，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没有一个灵活、高效的决策机制，导致行动缓慢，推延了救助的最佳时机。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得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扩大。

这充分说明，无论欧盟现在一体化的程度有多高，主权国家的利益仍然是国际社会中基本的利益单元，国家利益在各国精心的呵护下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