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注定是中国CXO的变局之年。

修订后的众议院版本《生物安全法》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CXO公司需要在2032年之前完成“切割”。与此前预案相比，新版本提供了8年缓冲期。

从即刻“切割”，到最终的8年缓冲期，并非“深明大义”。这是美国方面充分考虑自身国家利益的结果。立法仍将经历一个冗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事实就像BIO所公布的调查数据那样：

在134家受访美国biotech公司中，74%的公司表示与中国CXO公司签订了临床前和临床服务合同，此类服务想要切换至其他公司需要长达6年的时间；30%受访者与中国CXO公司签订了生产合同，而药物生产转向替代公司需要长达8年时间。

对立与割裂，美国创新药博弈棋局已经昭然若揭，《生物安全法案》对于整个医药产业的影响其实早已超越事件本身。

无论是早前TikTok在美境遇，还是近期中国CXO产业乌云，并不是因为TikTok和中国CXO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典型的“逆全球化”对抗主义。

时代大势面前，任何产业与企业都难以置身事外，中国CXO产业面临的这朵乌云，或许仅是时代转向的开始。跳脱公司层面，这种“逆全球化”对抗主义，本质是一种违背产业发展规律的应激行为，颠覆产业既有认知。

有鉴于此，中国CXO正在经历什么，以及将有怎样的演进趋势，我们特拟合现有信息与逻辑，在本文之中进行由顶层变革至底层业务的进行推演。

这个世界不是平的。

2018年，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出版了《世界不是平的》一书，针对21世纪前二十年全球化乐观论调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认为，即便从传统科学技术（互联网，基建，物流）层面，全球化早已跨越物理鸿沟，但利益却永远是堵高墙。

谁主导的这一切？简世勋提出了一个“神话社群“的概念，即所谓”国际社会”，当一个组织表现糟糕，会被定义为“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当一个组织表现优异，会被定义为“受到国际组织赞扬”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统一“国际组织”到底是什么，尽管在广义的视角下其指代的就是联合国，但是对于美国而言，这个“神话”的国际组织不过是他与他的西方盟友，以及他们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这个神话社群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总会认为全球化减少的不平等，转移至了他们内部，加剧了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尤其是经济层面。这也就是为何每当美国经济疲软时，它都会选择从外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组织的引导下，所有内部矛盾终将转移至外部解决，无论是二战前的西欧，还是上世纪末的日本，亦或是脆弱的欧洲共同经济体，都在特定时段遭受了打击，以日本为例:

日本为何会出现“失落的二十年”？其背后的基本事实正是美国对于日本开展的一系列“专利战”。

1983年，美国ECD能源转换设备公司在美国起诉日本松下电器半导体开关元件侵权，松下败诉，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984年，美国阿德莱德公司起诉日本新日铁、日立金属、TDK三家公司侵犯专利权，日方败诉，三家公司每年支付美方2300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1986年，美国德州仪器指控日本富士通、东芝等8家公司侵犯其半导体相关技术权，日方败诉，富士通、东芝、三菱、松下、夏普等被迫签订5年的专利许可合同，每年支付数亿美元专利使用费；

1987年，美国Honeywell公司和美国詹纳特克公司也先后起诉日本公司，结果均为日方败诉，支付巨额专利费用......

在那些年中，美方通过大量知识产权诉讼打的日方公司无力招架，每年日方总计支付给美方的专利费用可以百亿美元计，这与当时的美日贸易逆差或许已相差无几。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专利战”，最终导致日本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发展几近停滞。

回望过去二十年，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GDP的比重在今年持续攀升，相似的历史韵脚在此背景下不断酝酿。

图：美国贸易逆差情况，来源：国金证券

这一次，“神话社群”的矛头，指向中国CXO产业，尤其是在疫情突然爆发后，这种对立更是进一步加剧。

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长期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其本质是系统要素之间彼此依存的长期稳态。

但这种稳态实则是存在间隙的，仅有经济、市场与金融的全球化，但却没有治理、征税、转移支付的全球化，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市场的蓝领阶层无法面对全球竞争，最终导致与精英阶层的财务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这种固化的矛盾就进一步凸显。

根据纽约联储最新的一篇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的经济和就业恢复亦然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差异，全美超过四分之一的都会区仍然存在就业缺口，以新泽西州北部的就业率远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而长期处于衰退的铁锈地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完全恢复。

其实早在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全球化趋势就已经“降速换挡”，回溯过去十五年全球贸易总额，早已告别高增长周期，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平稳周期。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就在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迅猛抬头。

图：世界贸易总额，来源：WTO

哈佛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曾提出了著名的“全球化三难选择”：即一国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目标中选择其二，不能同时兼得。基于“全球化三难选择”框架，也就不难理解老美的解题思路，只有在全球化得到遏制的情况下，民主与国家主权才能和谐共存。

疫情犹如一个放大器，让这种本已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全面释放。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是相互依存状态的，这种相互依存并非只是经济层面，而是具有更加深层的系统互联性，所有风险都通过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而彼此影响。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风险网络体系中，医疗风险已经不再仅仅是医疗问题，而经济风险的影响力也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就好像蝴蝶效应那般，当疫情爆发时，随着感染人数的急速攀升，它很快就由一场医疗风险，进化为一场可能摧毁一切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引发整个时代的重构。

图：全球风险体系，来源：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

当传统稳态被全面打破后，世界进入未知与混乱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趋势。以美国为例，每次其祭出保护主义大旗，本质就是相关产业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周期或者即将迈入新一轮技术周期。既不能忍受再停滞期，被追赶迎面赶上，也不能忍受在迭代期，与曾经的“小弟”并线起跑。

因此无论早期对英国石油体系的打压，还是中期对法德欧共体制造业、通信行业的打压，亦或是对日本半导体的打压，源头都是美国自身发展停滞。

而疫情相当于一次全面预警，它既显示出美国经济高度承压，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欧美制药产业的外强中干。尽管在最前沿医药领域，美国一枝独秀，但如果将视野落到具体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美国对于中国而言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了优势。

去年，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从10大战略产业的产值、供应环节、依附性等等全方位对比了中美之间的优势，目前以全球平均产值对比，中国领先于全球的占7个，美国具备优势的仅有IT信息服务、生物制药和其他交运（ 飞机 ）。

从美国的视角来讲，这三个领域的城门不容有失，因此选择从产业上游遏制对手发展，半导体战争如火如荼，创新药紧随其后。

而创新药是一个由效率决定成本的产业，为了追求更高效率，药企们逐渐选择产业分工。而随着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共同进步，西方与东方在创新药领域的差距越缩越小。这不是所谓神话社群可以忍受的，因此再一次祭出了保护主义大旗，而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对于创新药产业而言，CXO就是七寸。

从本质看，CXO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发展的基建型平台，是行业Know-how 的核心。

生物制药是一个典型的由“边缘革命”驱动的产业，新技术、新靶点，往往都是由规模不那么大的企业去钻研的，而大型MNC往往更愿意“守株待兔”，待biotech取得研发进展之后，再谋求合作与并购。

然而，随着FDA不断抬高创新药准入门槛，研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已经由曾经的10亿美元，飙升至24亿美元之上，呈现明显的“反摩尔定律”。此种趋势下，对于那些本就没有太多资本积累的初创公司而言，CXO早已成为深度绑定企业发展的核心命脉。

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将矛头直指中国CXO产能，这本质上是美国在“新常态”之前的迅猛一击。然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却是建立在被“架空”的逻辑上，并没有考虑到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不同于财大气粗的MNC，Biotech往往并不具备独立孵化验证一款产品的能力，花钱讲究能省则省，甚至可以说高度依赖于CXO公司的能力与效率。只有当产品成功孵化后，Biotech才能开始慢慢累积现金流。这一趋势导致，Biotech与CXO之间的关系并非松散的，而是高度关联的。能力与效率，就是CXO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尽管CXO只是整个产业外包的一环，但这种外包服务却是有极高门槛的。强行人为切断这种联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药企研发费用进一步攀升，药企存活压力进一步增大，创新药价格最一步提高。无论是创新药企、CXO公司，还是患者实则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三输”情况的出现。

图：药品生命周期及产业链商业模式，来源：浙商证券

这也是为何中国CXO公司被限制后，第一批站出来反对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众站在产业前沿进行创新的美国Biotech们。如果离开了中国CXO公司，它们或将又一次进入美国生物制药寒冬。

与全球CXO公司相比，中国CXO最为成熟，研发能力、性价比、效率都是全球领先，并且在与客户长期合作中，彼此逐渐已经形成了较为深厚的默契，帮助它们解决了初创企业的资金匮乏的最核心危机，这也是为何中国CXO可以在世界立足的根本。

修正版《生物安全法案》这样的一意孤行之举，将贸易保护主义执行到底，创新药产业既有的全球化趋势将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全球区域化竞争“新常态”。中国CXO的优势消失了吗？当然没有，它反而会成为未来区域化竞争的核心优势参与新的全球竞争。

作为中国CXO产业中枢存在，药明康德们的命运注定与这场纠纷深深绑定。不过，当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未来的形势，市场对于中国CXO企业的认知必将形成统一。

悲观者总是过分悲观。美国确实以FDA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制药体系，它拥有全球最顶尖、最前沿的技术优势。但如果技术是唯一重要东西的话，那么当时拥有全球高精尖技术与物流基础设施的西罗马帝国就不会在476年走向灭亡；工业革命起点的英国，今天也依旧应该如日中天。

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强大的体系如果走得路径不正确，最终也终将会从内部瓦解，任何新技术都无法拯救它。

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来讲，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XO产业集群，绝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不堪一击：

首先是出海方面，药明系在数年之前早已开启全球布局，已经在爱尔兰、德国、美国、新加坡陆续布局建厂。爱尔兰工厂正在工艺验证阶段，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满产。很多人对于药明出海存在误读，认为这是美国胁迫后的结果。但实际上，药明系出海在前，美国打压在后。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这是一种必然。就像国际造船业从二战时的美国流向了日韩，而随后又从日韩流向了现阶段的中国那样，这根本是一个经济规律。

其次作为中国CXO绝对龙头，药明康德长期钻研产业，已经形成了极为明显的技术优势与效率优势。随着产业分工不断细化，药明早已不应再被定义为一家简单的产业外包的一环，而是整个产业的Know-how航母，具备孵化无限可能得机会。纵观过去三年营收表现，药明康德与药明生物位列全球第一梯队，显示出全球极强的竞争力。

图：全球主流CXO营收数据，来源：锦缎研究院

最关键的是，对于美国而言，当下技术周期迭代，让其陷入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一方面其害怕完全断链后，本国前沿biotech公司遭受严重冲击，从而引发一场更大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忌惮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一众中国CXO追赶者的跃迁式发展。

众所周知，生物制药产业是一个极为依赖于经验与人力的产业，药明康德在服务欧美药企的过程中，已经验证自身是能够出色完成任务的，从而养成了一种极为高效的交付能力，亦可以说是研发能力。

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CXO公司已经在全球树立了高效的业务样板，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制造红利和工程师红利是不会在短期内被超越颠覆的，这是药明康德无惧对抗的底气。

《经济学人》近日发文指出：“对于大型制药公司来讲，取代中国的制药方面产能，至少需要五年时间，而且肯定会花费更多的成本；而对于初创型公司来讲，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越来越多的负面案例印证，离开中国CXO公司后，最先受到冲击的正是美国本土的生物制药公司。礼来、Amicus等知名生物制药公司均警告中美生物制药供应链脱钩的风险，生物世纪于3月中旬对《生物安全法案》的从业者态度进行调查，141位生物制药相关的投资人、高管中，有75%表示他们曾与中国的CDMO公司合作，53%的人认为替换服务很困难，64%的人认为将会大大减缓其管道药物开发。

我们无法判定中美BIO企业谁将率先抗不住压力，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区域对抗的“新常态”中，对比美系CXO公司，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XO依然具备极为显著的成本优势与效率优势，这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创新药产业在乌云骤雨中破局的关键。

因此，对于药明康德们当下的处境，实则无须我们过分悲观。

《生物安全法案》是美国逆全球化或所谓的再平衡的一环，这是由美国自身周期大环境所决定的。无论是钢铁、光伏，还是半导体，这些行业在遭到美国打压时，“高墙小院”无一不是顷刻树起。反观CXO产业，给予8年的缓冲期，其间“又爱又恨”意味十足。

这也从侧面表明，中国CXO资产对于全球医药产业的价值与意义——即使要去替代，却也无法替代。因此，8年之后将是怎样的光景，我们大可不必线性推演，从周期常识维度推演，届时或早已世易时移。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这部法案象征意义远大于实操意义。

一个基本事实还在于，药明康德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美国市场，而核心的关键在于它是符合整个医药产业效率持续提升的行业演进大方向。

FDA体系并非这个世界的全部，不断攀升的研发成本已经让很多药企怨声载道。倘若骤雨将不可避免来袭，我们反而将会看到，全球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独立于FDA之外的研发需求，介时药明康德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全面释放，甚至将成为“美系”与“非美系”公司竞争最大的优势所在。

骤雨不终朝，飘风不终日。中国CXO基于全球创新药体系的基础规律性价值，恰是普照的阳光，若是疾风骤雨终不可避免，其后亦必终将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