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出车祸了!快回家!”接到后妈电话时,我正坐在书桌旁,陪儿子写作业。电话那头的声音尖锐刺耳,带着一股理直气壮的意味,仿佛她的命令我就该无条件服从。
我愣了一下,压住心中的不安,语气平静地问:“严重吗?”
“腿断了!人现在在医院呢!你们姐妹俩快回来伺候伺候他!”后妈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
我听着,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心里的某根弦突然绷断了,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像洪水般涌上来。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透着寒意:“不是一直说侄子孝顺吗?这回让侄子伺候吧。”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随后传来后妈的咆哮:“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是你亲爸啊!你良心不会痛吗?”
“亲爸?”我忍不住冷冷地反问,“他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亲闺女了?”
没等她开口,我直接挂了电话。放下手机,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心里翻腾着复杂的情绪——愤怒、委屈、茫然……这些年积压的情感像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我。
大概十分钟后,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她。没等我说完,姐姐就冷冷地回了一句:“让他侄子伺候去吧,别来找我们。”
她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那种果断让我心里一震。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那些伤害。
从小到大,我和姐姐的童年里,父亲给我们的印象只有一个词——偏心。
父母在我五岁那年离婚了,姐姐比我大五岁,那时刚上小学。离婚后,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俩搬回了外婆家,而父亲则留在老家,和奶奶一起生活。
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分开后,父亲会更加珍惜我们,毕竟我们成了他唯一的孩子。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从我记事起,父亲对我们的关心少得可怜。他总是嘴上说爱我们,但实际行动从未证明过这份爱。
尤其在堂哥出生后,父亲的眼里似乎只剩下了他。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堂哥是大伯家的孩子,条件不好,我们家得多照顾点。”
从那以后,每次回老家,父亲都会把我和姐姐买的零食拿去给堂哥吃。甚至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个崭新的书包。刚拿回家,父亲就直接递给堂哥:“你妹妹新买的书包,拿去背吧。”
当时的我年纪小,不敢反抗,只能低着头默默掉眼泪。可姐姐忍不了了,她冲上去把书包抢回来,声音带着颤抖:“这是我妹妹的,凭什么给他?”
父亲狠狠地瞪了姐姐一眼,扬起手就要打她:“你怎么说话的?堂哥是咱们家里人,咱们有的,他就该有!”
那天晚上,姐姐抱着我躲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对我说:“小雪,别哭。以后我们长大了,就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了。”
那一晚,我记得她的眼神坚定而倔强。可年幼的我,哪里能听懂她话里的无奈和悲伤?
偏心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本加厉。
十二岁那年,我突然迷上了钢琴,哭着闹着想学。妈妈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她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妹俩,收入本就不多,实在拿不出钱。
于是,我鼓起勇气给父亲打电话,心里满怀希望,想着父亲会帮我实现这个心愿。
可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回了一句:“学什么钢琴?那是有钱人才玩的东西,你就好好读书吧。”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把这个心愿压在了心底。
可让我更寒心的是,就在几个月后,我听说父亲掏了六千块钱给堂哥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六千块钱,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天文数字。
我忍不住问父亲:“爸,为什么我想学钢琴你不肯掏钱,却愿意给堂哥买这么贵的东西?”
父亲皱了皱眉,语气不耐烦:“钢琴是女孩子学的,有啥用?堂哥是男孩子,花点钱是应该的。”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的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和堂哥一样重要的人。
后来,姐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而我在妈妈的支持下考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了老家任教。
父亲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娶了后妈,不久后又有了一个小儿子。他的生活里,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姐妹俩的位置。
每次过年回家,他对我们总是爱答不理。可一提到堂哥,他就立刻眉飞色舞,恨不得把堂哥夸成天底下最优秀的孩子。
就这样,我和姐姐渐渐明白了,我们在他心目中,始终排在堂哥和小儿子后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尽到了女儿的责任。每年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回去看他,给他买东西,问他缺什么。
可他却从来没有感激过,总是一副“你们理应如此”的态度。
这一次,他出了车祸,我和姐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异口同声地说:“让侄子伺候去。”
不是我们冷血,而是这么多年,父亲早已用行动告诉我们,在他心里,侄子比我们重要得多。
第二天,后妈又打来了电话,这次语气比之前更难听:“你爸都这样了,你们俩还不回来?你们还是人吗?”
我冷笑了一声:“我们是不是人,您应该问问他。他这么偏心,怎么不叫侄子来伺候?”
后妈被我堵得哑口无言,最后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几天后,我听说,堂哥确实去医院照顾了父亲,但只待了半天就走了。后妈打电话让他回来,他直接回了一句:“我还有自己的事呢,哪有空伺候他?”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有些复杂。或许,父亲终于明白了,他用心呵护的侄子,终究不可能替代亲生女儿。
父亲出院后,给我和姐姐打了电话。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和尴尬:“小雪,之前的事,是爸做得不好。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吧。”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爸,我们都长大了,您也该想想,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血缘关系是剪不断的,但有些伤害却是无法抹去的。正如纪伯伦所说:“父母是弓,子女是箭,箭飞得再远,也无法改变弓的方向。”
后来,父亲偶尔会打电话给我,语气比以前柔和了许多。但我和姐姐都很清楚,感情的裂痕已经无法完全弥补。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而父亲,也终究没能逃过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