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元牺牲后，妻子生活贫苦，求助蒋介石无果，解放后写信给陈毅

1941年的一个清晨，四行仓库抗日英雄谢晋元惨遭不测，年仅37岁。他的妻子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在广东蕉岭老家艰难度日。战后，这位曾经的上海千金小姐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期待着国民政府能够信守承诺，照顾抗日英雄的遗属。然而，面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冷漠，她不得不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甚至要照顾数百名曾与丈夫并肩作战的孤军将士。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位弱女子走过如此艰难的岁月？她又是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重获新生的？

一、英雄之妻的悲痛

1929年的春天，汉口大华饭店内一场喜事正在筹备。新郎谢晋元身着军装，挺拔俊朗；新娘凌维诚一袭旗袍，清丽动人。这对璧人的相识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是1927年的一个下午，在汉口某将军府邸的花园里，凌维诚随同家人参加一场宴会。当时年仅20岁的她，在上海徐家汇长大，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谢晋元作为19路军的一名连长，也受邀参加这场宴会。

席间，谢晋元多次注意到这位气质不凡的姑娘。一位共同好友见状，主动为两人牵线搭桥。当得知谢晋元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优秀毕业生时，凌维诚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印象大为改观。

然而，这段姻缘并非一帆风顺。1928年5月，在济南与日军的战斗中，谢晋元身负重伤。一年多的医院疗养期间，凌维诚多次前往探望。两人在朝夕相处中，感情日渐加深。

婚后不久，谢晋元就被调往上海。凌维诚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毅然跟随丈夫南来北往。1930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1932年，二女儿也降临人间。短暂的平静生活并未持续太久。

1936年初，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逼近上海。为了保护家人，谢晋元决定将妻子和孩子送往广东蕉岭老家。当时的凌维诚已经怀有第三胎，但她还是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踏上了漫长的南下之路。

临别时，谢晋元对妻子说了一番话，谁知这竟成了两人最后的对话：＂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来接你们回上海。＂

1936年10月，凌维诚在蕉岭生下了小儿子，取名＂谢继民＂。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个噩耗。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被汉奸暗杀。消息传来时，凌维诚几乎晕厥。

这位抗日英雄的牺牲，在上海掀起了巨大的震动。短短三天内，就有25万市民自发前往吊唁。然而在广东偏僻的山村里，凌维诚却只能独自承受着丧夫之痛。

更让人心酸的是，当地的乡邻们并不知道谢晋元是谁。在他们眼中，凌维诚不过是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这位曾经的上海千金，每天天不亮就要下田劳作，晚上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

但凌维诚并未向命运低头。她告诉自己，既然丈夫为国捐躯，她就要扛起这个家。于是，这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女子，开始学着插秧、施肥、收割，甚至还要像男人一样挑水浇地。

二、求助无门的艰难岁月

1941年深秋，凌维诚带着长子谢继文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漫长旅程。这趟行程历时一个多月，母子俩辗转数省，终于抵达了战时陪都重庆。

抵达重庆后，凌维诚通过各种关系试图见到蒋介石。她带着一份详细的报告，上面记录着谢晋元牺牲前后的经过，以及现在家庭的困境。然而，等待她的只是一次次的碰壁。

最终，在一位旧部的帮助下，凌维诚见到了宋美龄。那天是11月的一个下午，在黄山官邸，宋美龄用上海话亲切地说：＂维诚啊，你放心，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今后每年你都可以来重庆一趟，咱们一起聊聊天。＂

然而这番承诺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离开重庆时，凌维诚只获得了5万元法币的抚恤金。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笔钱连半年的生活费都不够。

回到广东蕉岭后，凌维诚与公公商议，将这笔钱平分。她用自己那份购买了三亩水田，开始了艰苦的农耕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1942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稻田。当地乡亲们纷纷伸出援手，有的帮忙修整田地，有的借给她种子。这让凌维诚深深感受到了乡里乡亲的温暖。

1943年，凌维诚再次尝试向国民政府求助。这一次，她写信给了军政部，详细说明了家庭的困境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然而，这封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生活的艰难并未击垮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开始在家里开办私塾，教授附近的孩子们读书认字。虽然收入微薄，但好歹能补贴家用。同时，她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操持家务，抚养四个孩子。

1944年冬天，一位老兵找到了凌维诚。原来是当年四行仓库的战友，辗转得知她在此地生活。这位老兵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上海，还有数百名四行仓库的孤军战士，他们生活困顿，急需帮助。

这个消息让凌维诚夜不能寐。她开始四处筹钱，想要帮助这些曾经与丈夫并肩作战的战友。然而，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她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系。

1945年春天，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凌维诚再次写信给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得到支持，帮助那些仍在上海生活的孤军将士。这一次，她收到了一份官方回复，只有寥寥数语：＂已经收到来信，会酌情处理。＂

就这样，这位抗日英雄的遗孀，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硬是咬着牙支撑了下来。她用自己的双手，不仅养活了一家老小，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战友。对于一个曾经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来说，这样的转变无疑是巨大的。

三、重返上海的坎坷

1946年3月的一个清晨，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站在汕头码头，望着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货轮。这是他们返回上海的唯一希望。十年前离开时，她是谢晋元将军的夫人；如今归来，却是抗日英雄的遗孀。

在码头上，一位老船长听说她是谢晋元将军的遗孀后，立即指挥水手帮忙搬运行李。这位老船长说：＂当年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事迹，我们都记得。谢将军是抗日英雄，我们一定要帮助他的家人。＂

轮船公司得知情况后，破例为这一家五口免除了全部船费。航程持续了一个多月，途经香港、温州、宁波等多个港口。每到一处，当地的民众听说谢晋元将军的遗属在船上，都会送来食物和生活用品。

1946年4月15日，凌维诚一家终于抵达上海港。当天的《申报》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暂居新新旅社。＂这则消息在上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第二天一早，新新旅社的门口就站满了人。他们都是当年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这些老兵中，有的成了码头工人，有的当了黄包车夫，还有的在工厂做工。他们带着家人前来看望＂团长夫人＂，诉说这些年的艰难。

一位姓李的老兵告诉凌维诚，在吴淞路466号有一座三层楼房。这栋楼原本是日本人的住所，抗战胜利后被三青团征用。后来，一群孤军将士从三青团手中夺过这座楼，作为他们的聚集地。

就这样，凌维诚带着孩子们搬进了吴淞路466号。这里成了四行仓库老兵们的联络点，每天都有战友们来访。他们中间有伤残的、患病的，也有失业的、无家可归的。

面对这些昔日战友的困境，凌维诚四处奔走。她先后拜访了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等部门，希望能为这些抗日英雄争取一些待遇。然而，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一天，一位老兵带来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国民政府发布的《抗战功臣安置条例》。按照条例规定，抗日将领的遗属应该享受相应的抚恤待遇。凌维诚立即着手准备材料，递交申请。

然而，等待她的是无休止的bureaucratic程序。一份材料递上去，要等一个月才有回音；等到回音了，又说材料不全，需要补充。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年时间过去了，申请仍然毫无进展。

面对重重困难，凌维诚并未放弃。她开始在吴淞路的房子里开设缝纫培训班，教授附近的妇女做手工。同时，她还组织老兵们互帮互助，有技术的教没技术的，有工作的帮没工作的。渐渐地，这座三层楼房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四、守护战友情谊

1947年初春，凌维诚在吴淞路466号成立了＂四行将士互助会＂。这个组织的成立，给许多生活困难的老兵带来了希望。第一次会议上，就有超过五十名昔日战友参加。

一位姓张的老兵带来了一个建议：他在法租界有一间小工厂，专门生产毛巾和袜子。如果能够组织起来，或许可以解决一些战友的就业问题。凌维诚立即响应，将互助会改组为工业服务社，开始尝试生产生活用品。

工业服务社成立之初困难重重。由于缺乏资金，他们只能用最简陋的设备。一位曾在日本纺织厂工作过的老兵成了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机器。凌维诚则负责联系销路，她走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百货公司，终于为产品找到了出口。

1947年夏天，上海物价飞涨，很多老兵的家庭陷入困境。工业服务社开始实行＂济困基金＂制度，每月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战友。有一次，一位老兵的孩子生了重病，凌维诚立即从济困基金中拿出钱来，帮他支付医药费。

在胶州路和余姚路交界处，有一片空地。曾任孤军营连长的李春林提议在这里搭建简易棚屋，让无家可归的战友暂住。这个提议得到了凌维诚的支持。很快，这片空地上就建起了几十间简易房，解决了不少老兵的住房问题。

1948年初，一位名叫王德林的老兵找到凌维诚。他说自己在郊区有一块地，想种些蔬菜，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能帮助其他战友。凌维诚欣然同意，还帮他筹集了一些农具和种子。这块菜地后来成了工业服务社的＂副食供应基地＂。

每逢节假日，凌维诚都会组织老兵们相聚。他们会在吴淞路的大院里搭起简易餐桌，一起吃饭聊天。饭后，有人会讲述当年在四行仓库的往事，有人会唱起抗战时期的军歌。这些聚会成了老兵们最期待的时刻。

有一次，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兵想参加聚会。几个战友二话不说，用担架将他抬来。那天，这位卧病的老兵流着泪说：＂能再见到大家，我这病都觉得好了一半。＂

1948年底，上海局势日益动荡。很多商铺关门歇业，工业服务社的产品也难以销售。但凌维诚仍坚持发放生活补贴，帮助那些最困难的战友。为了筹集资金，她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几件首饰。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工业服务社成了老兵们的避风港。虽然生活拮据，但战友之间的情谊却愈发深厚。每当有战友生病，其他人就轮流照顾；谁家有困难，大家就一起想办法。这种患难与共的精神，让许多人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五、新生活的曙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凌维诚提笔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详细叙述了四行仓库老兵们的现状，以及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困境。

陈毅收到信后，立即批示相关部门：＂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和战友应当得到照顾。＂一周后，上海市政府派人来到吴淞路466号，仔细了解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下每一位老兵的情况：有的人因伤致残，有的人年事已高，还有的人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随后，市政府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安置方案。

1950年春天，第一批政策落地。上海市政府首先解决了住房问题，正式确认吴淞路466号房产归谢晋元遗属使用，所有费用全部免除。这让一直为房屋问题担忧的凌维诚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着，政府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老兵安排了工作。有人进了纺织厂，有人去了机械厂，还有人被安排到了港务局。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找到了适合的岗位。

1951年，凌维诚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政府特别关照，免除了她的全部学费。其他三个孩子也都顺利入学，完成了学业。这让凌维诚感到十分欣慰。

工业服务社也得到了改造和提升。政府投入资金，添置了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那些年老体弱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老兵，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

1952年夏天，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四行仓库旧址设立纪念馆，邀请凌维诚和老兵们参与筹建工作。他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为纪念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政府还为那些伤残的老兵办理了残疾抚恤，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一些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兵也得到了妥善的医疗照顾。

到了1953年，大部分老兵都已经安置妥当。有些人选择回到家乡，政府为他们安排了返乡费用和安置补助。临行前，这些老兵特意来向凌维诚告别，感谢她多年来的照顾。

1954年，凌维诚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政府加强对抗战老兵的关怀和帮助。这个提议得到了广泛支持，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抗战老兵情况普查。

上海解放后的这几年，凌维诚见证了一个个老兵的生活发生变化。那些曾经困苦潦倒的战友，如今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在政府的关怀下，这些抗日英雄的后半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凌维诚将这一切都记在一本笔记本上，她说这是要留给后人，让他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些可敬的抗日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