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格海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MIT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MIT教授西蒙·约翰逊、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分享，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看起来是经济学，但实际上更像政治经济学，因为他们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国家间不平等和金融监管等当代最重要的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政治上是偏左的。因为“右翼”不怎么关心不平等，也反对政府监管，他们永远都是“市场市场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但现实却是：经济从来不只是经济。

中国普通读者最熟悉的，应该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其2015年的中译本是畅销书。我多年前接触过，但现在再次回顾其中的主要观点时，不禁感叹学术的确是一件人类的永恒事业，国家大事与平民生活都是学术说得最透。作者很早也对中国进行过一些预测，认为除非中国永久繁荣，否则其理论就没有被“证伪”。

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国家为何失败》的作者持“制度决定论”。他们认为，造成国家之间贫富差异的是制度，“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造就繁荣，“榨取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带来衰退。

所谓“包容性制度”是指人民都有比较公平的机会来发家致富的制度。

所谓“榨取性制度”，是指该制度让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榨取收入和财富，通过制度的不平等获利。

因此，exclusive有时被置换为extractive，它们在一起有榨取、汲取、掠夺等含义。作者用“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来替代“民主”和“集权”，这样就减少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将政治还原为经济的和生活的事实。

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非简单的“制度决定论”者。他们的目的是寻找制度的根源。即“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们必然深入历史，进行实证分析。例如，1346年开始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夺走了一半人口，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西欧的领主不得不解放农奴；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导致“王在法下”，资产阶级兴起，并催生了工业革命。

应该说，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人性尽管整体上不变，但人性又不可能永久不变，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人性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例如当下世界的“左右之争”，同样是“包容”与否的问题，而不包容，就必然走向其反面：掠夺、榨取。

因此，好的经济学只可能是“现实经济学”，而不可能是纯粹理念性质的。

奥派经济学本质上，恰恰就是他们所极力反对的“乌托邦”经济学。因为奥派假设人性是永久不变的，因此他们排斥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

在他们的经济学中，“具体的个人”不见了。他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恰恰是“抽象的个人”。

例如米塞斯说，“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或制度经济学这种学科，根本不存在。”奥派经济学主张，经济决定一切，包括经济决定政治。而在现实中，恰恰相反，是政治决定经济。

“包容性制度”当然追求法治，即“善法之治”。因此，包容性社会必然主张所有人都参与社会建构，所有人都有发言权。而这个法治过程必然是持久性的，即可以不断改进、完善。一个国家不可能突然走向繁荣。

作者也分析了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制度有着其惯性，为了打破不良制度的永续，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破坏”，而这个“破坏”假如没有全社会新鲜血液的参与，也就是不可想象的。

《国家为何失败》认为，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想要制造繁荣却不去面对问题的症结——亦即榨取式制度以及保护其存在的政治状况——一切都只是徒然。”这也是历史规律的启示。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进步”，是因为人性要求，所有人都应该是人，而不应该被同类所排斥。这在当下世界，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

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必然归结于不同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只有建构一个包容性社会，才能让最大多数人参与其中并且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建构，需要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否则就连经济繁荣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也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保持谨慎乐观，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榨取。这是人性中永久不变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