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起，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9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

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

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000年的“皇粮国税”划上句号；

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加快培育一批农业大镇、工业重镇、商贸强镇、文旅名镇，同时推进重点村培育建设；

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推动养老服务“爱心卡”提质扩面，大力推进村社老年助餐服务；

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强化青年入乡“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

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支持计划，实施大学生创业支持计划，推进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入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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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省教育厅推出农村教育“四项工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爱心营养餐工程、食宿改造工程和教师素质提升工程。此后，这项工作被纳入了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为30万名贫困学生免费提供爱心营养餐；

200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的思路，把为民办实事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全省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用于改善民生；

2009年，免除本省户籍年人均收入4000元以下农村家庭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学费，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中职学校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列入中职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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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地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率先于夹缝中求生存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日子很苦，政府可资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家庭和家园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起码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