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可谓是刻骨铭心。
从 1840 年开始，腐朽衰败又怯懦无能的清政府在一场场战役中沦为列强肆意瓜分的猎物。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更是深陷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最后，依靠国共两党的合作，苏联的援助以及四万万同胞的齐心团结，才艰难地赢得了抗战胜利。
然而，抗战结束后，曾经的苏联盟友却突然转变态度，将矛头指向我国。1945 年 8 月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苏联正式进军东北向日军宣战。当时的日军已然是强弩之末之势，斯大林几乎没有经历激烈战斗便接收了东北地区，可他却丝毫没有归还东北主权给我国的想法。
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做出远调山东大军前去抢占东北的决策。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怎样？主席为何舍弃距离更近的华北野战军，而偏偏远调山东大军呢？
任何作战任务与决策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战术的制定向来都是在实际作战环境里持续演变的。
回顾 1921 年我党成立后经历过的大大小小战役，除了四渡赤水时主席展现出的绝对运筹帷幄外，其他战役无论胜负，其战术制定和行动大多离不开正常人思维逻辑，当然在具体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执行方面，指战员们也彰显出独特的战术素养，抢占东北之举亦是如此。
1945 年 9 月，随着抗战胜利，对于国共两党也有着更为明晰的新形势任务。除了要明确中国的执政党之外，中国国境线的划分也至关重要。蒙古地区已经被残分为内外两部分，如今苏联又企图占据东北边境地区，这意味着我国用以抵御外敌的北方边境线将全面遭受瓜分。
不论将来谁成为执政党，这都是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东北政权越往后拖对我国越不利，所以东北地区也势必要从苏联人手里抢回来。
在最初的决策阶段，中央并没有选择从山东调兵支援东北，而是选择了距离东北地区最近的张学思、吕正操等人的队伍，这是绝大多数人基于常理的选择。
一来张学思所在的晋察冀根据地与东北距离较近，再者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后代，在东北有着深厚根基的张家，在老东北人心中仍有一定影响力，正是抱着这样的期望，张学思等人才第一次进军东北。
但现实却很快给中央领导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批率先进入东北的部队只有李运昌等人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原本试图借助 “亲情牌” 来达成目的，然而历经十余年的战火洗礼，张氏家族在东北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没落。
眼见这条路行不通，9月中旬，党内迅速调整策略，做了第二次战略准备。
彭真作为第二梯队的指战员率部进入东北，有了第一梯队的先行探路，彭真的工作相对轻松了一些。在对东北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详细摸排后，彭真向党组织汇报称，当下的首要任务是派遣大批组织干部进入东北以稳定军心，配备好政工人员后再考虑下一步工作。在彭真的意见中，他希望尽快从华北、华中派遣100个团干部尽快到达。
在此后在一份密电中，曾克林的报告又详细阐述了当时东北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压力。直至此时，在历经多次的摸排和试探后，党中央才最终确定了东北地区的真实状况，这才催生了调集军队支援东北的后续行动。
最终被确定入关的部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大军。暂且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毛主席决定调动山东大军入关作战时，引发了诸多争议。山东距离远，远水难解近渴，还是调动华北野战军更为合理，况且华北军队此前也曾进入过东北地区，对当地形势较为熟悉，为何要舍近求远重新选择一支更远的部队呢？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当时我党许多将领都倾向于从华北直接调兵。但经过权衡利弊，毛主席依旧坚持舍近求远的决策，并给出了三条理由。
首先是考虑各军区的整体实力。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有人都能预料到国共之间必将爆发内战，而协调好各军区间的军队配比就显得极为关键。在罗荣桓等人的经营下，山东根据地拥有近 30 万正规野战部队，同时还有将近 50 万的民兵组织，这种军事实力在当时看来是非同小可的。
其次是着眼于解放军整体的战略布局。东北地区固然重要，但倘若为了救援东北而打乱原有的战略部署计划，极有可能遭到蒋介石的猛烈反击。届时若救回东北却丢失中原大部分地区，那就得不偿失了。
显然，华北地区地处东北与中原连接的关键要道，一旦华北失守，解放军便只能被困在东北坐以待毙，原本相对靠南的山西极有可能被阎锡山势力重新夺回，陕北延安根据地也将陷入危险境地。
而让毛主席最终下定决心不抽调华北大军的关键因素是山东和华北两大地区所面对的国民党军队压力。当时驻守山东一带的国民党将领是王耀武，华北一带则是傅作义。
从军事指挥能力而言，二人皆是将才，但在国民党内部，傅作义的地位和权力高于王耀武。傅作义算得上割据一方的新军阀，华北地区的人力、财力、物力大多需经他直接调配，而王耀武仅仅是一名军队首领，虽后续任职山东省委主席，但对军队军政的掌控并不稳固。
驻扎在青岛一带的国军对王耀武缺乏信服，即便真的开战，山东相较于华北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少。基于这三点考虑，毛主席宁愿让山东军队在路上耗费些时间，也不愿使整体战略布局出现漏洞，于是便有了山东大军紧急奔赴东北驰援的行动。
当时国内局势极其不稳定，民众虽沉浸于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但国共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即将到来的内战深感忧虑。9 月时毛主席前往重庆进行和谈，临行前党内多次召开会议，对东北事宜进行了周密部署。
毛主席的决策虽有其合理性，但因事关重大，仍需经过党内高层的集体商议。所幸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信赖的战友刘少奇与周恩来坚定地站在了他这一边。
8 月 29 日，刘少奇着手对抢占东北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在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频繁与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进行商讨，两人意见高度一致，迅速做出彭真担任东北地区书记并开展东北工作的批示。
9 月下旬，苏联红军为避免争端开始逐步向北撤兵，这表明我军抢占东北的战略安排初见成效。刘少奇更是乘胜追击，提出 “向北推进，向南防御” 的战略举措。
从 8 月 29 日到 10 月 10 日期间，正值蒋介石邀请主席前往重庆和谈的关键节点。蒋介石此招调虎离山之计也说想让我党陷入混乱，进而错失挽救东北政权的良机，更不用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阎锡山晋绥军的交火冲突。
山东军队的入关让东北局势愈发明晰，但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军队的全面撤退，国民党也在加速步伐，意图控制东三省。毕竟这片土地肥沃、重工业相对发达且连接北方战略要道，已然成为了国共两党谈判对峙的重要筹码。
随着抢占的深入，山东大军缺少 “主帅” 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黄克诚等人难以承担十万兵团以上作战规模的重任。刘少奇提出由林彪、徐向前、陈毅三人中的一人坐镇东北，而在主席最初的想法中，是支持老战友罗荣桓主持东北军队日常事务的。
不过罗荣桓向主席推荐了林彪，这才促成了 “林罗组合” 的形成。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林彪对东北地区的战争局势愈发熟悉，淮海战役的推进更是彻底扭转了国共的战略局势，从而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观蒋介石在东北地区的选将上举棋不定，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人任职不久便被临时替换，由此可见主席在东北局势处理上的卓越和成功。
时至今日，毛主席当年的伟大决策再次审视，若在关键时刻没能对东北局势做出正确判断，没能全面分析战略局势并果断调动山东大军，那么后续全国解放的进程或许将充满未知变数。
而东北局势的稳定在建国后也彰显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五年计划中东北承担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还是粮食作物的丰收，都是一个时期东北人民为全国建设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