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革命伟人邓小平的长子，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生，更是中国残联的创始人，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他是邓朴方。

1968年他因为不堪迫害，从北大的高楼上一跃而下，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却因为伤了脊椎，最终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不幸被剥夺了行走的能力。

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换了旁人可能至此一蹶不振，颓唐度日，然而他却在家人、朋友、病友的关怀下，找到了另一条全新的人生方向。

从天之骄子堕入情绪深渊，甚至不堪忍受以死明志；从攻克物理到献身公益，改变了数以万计人的人生轨迹；从亲人之间的小爱到兼济天下的大爱。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如何一步步“站起来”的？他的另一条人生方向又是指什么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的队伍中，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则担任师长。

1944年，作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出生在八路军总部的驻地。

然而，在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岁月， “为大家舍小家”是邓小平也是每个革命干部毫不犹豫做出的选择。

面对乳臭未干的邓朴方，他只是临时给他取了个乳名“胖胖”，便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一户农民家中哺育。直到1945年，胖胖才被接到了一二九师司令部。

战火纷飞的年代，家长里短全都被抛掷一边，“胖胖”这个小名叫了近两年，邓小平的妻子卓琳才反应过来，是时候取个更为正式的名字了。

正巧刘邓两家人相聚，邓小平原本想给儿子取名叫“太行”，但是刘伯承的儿子已经先取了叫刘太行，邓小平便开玩笑说师长的儿子占了名字，师长就得给胖胖再起个名字。

听邓小平这样说，刘伯承也不再推辞，他把胖胖叫到身边，略加思索后，在桌上写下了“朴实方正”四个大字。凝练为“朴方”二字，并解释是因为孩子长得朴实方正。

大家齐声说好，于是“胖胖”就叫邓朴方了。

幼时的邓朴方随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才举家迁往北京读书。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上学时，他极为低调并不张扬，衣着朴素大方，鲜少有同学知道他是邓小平的长子。

当然，真金难掩璀璨光芒，他在学校中成绩优异、人缘好，依然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

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选择就读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是受他杰出的母亲的影响。

回首1936年,邓朴方的母亲卓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后，在科技救国观念的驱使下，她选择主修物理，并成为物理系唯一一个女学生。

在大学里，邓朴方立下了宏伟的目标，他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天妒英才，就在他风华正茂，前途光明似锦之际，变故却悄然发生了。

1966年6月，随着文革愈演愈烈，“四人帮”的魔爪在悄悄地伸向邓小平一家。

不久以后，他的父亲邓小平被批为“第二号走资派”，他作为邓家子女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风暴中。

邓朴方和他的姐姐妹妹在学校中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以他们为突破口找到邓小平的罪证。

邓朴方为此万分苦恼，一次醉酒后的言论，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人掌握，并受到他们的重点专案追查。

然而面对长达近半年的监禁，邓朴方刚毅不屈，使得反对派空手而归。最后，残暴不仁的反对派竟意图把邓朴方逼上绝路！

再也无法忍受的邓朴方，事到如今只能以死抗争。

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写完绝命书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空隙，推开窗户，从北大的三楼上一跃而下。

不幸中的万幸，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截，而后他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

随着“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这一跳，足以改变了他的一生。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回忆：“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邓朴方的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且直接造成难以挽回的高位截瘫。

随后，邓朴方被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

在那里，他收获了病友们真切的同情与关怀，他们不但没有因为他身体上的残缺歧视他，更没有因为他的身世经历投以异样的眼光。

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脉脉温情。

事态风云变幻，1969年时，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他以中苏局势紧张为借口，命令将邓小平遣送到江西。

无奈，邓小平、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三人，被下放到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配厂。

而此时此刻的邓朴方仍孤身一人在清河救济院，没有亲人在身边悉心照料，艰难困苦地生存着。

可怜天下父母心，到达江西的邓小平，心里牵挂着数千里以外的子女，尤其是当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后心急如焚。

他写信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能让自己照顾儿子，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

1971年6月，经过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终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送回到老两口的身边让他们团聚。

在江西三年多的日子，是邓朴方一家人生的低谷。

邓小平夫妻俩不仅需要完成拖拉机厂工作，更要照顾遭受不便自理的邓朴方。

卓琳患有高血压，一直以来身体不好，只能负责承担相对较轻的家务活，比如为儿子倒屎倒尿，换洗床单和衣物。

而体恤妻子的邓小平便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包揽了家里所有的重活——劈柴火，给卧床的邓朴方洗澡等。

家人的辛勤付出，邓朴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他回忆起父亲时说道：“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守得云开见月明，病友的温情鼓舞、父母的慈爱使邓朴方重新燃起生活的斗志。除了积极地进行康复训练以外，他开始重新着眼于未来，思考自己今后的生活目标。

无独有偶，邓家子女曾这样评价卓琳：妈妈是一个公务员，她的工资除了生活之外，全部以匿名捐给了相关慈善事业。

这种要行善事，结善缘的家风教育无疑深深影响了邓朴方，他同样希望可以发挥他的社会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此外，在住院治疗康复期间，邓朴方了解到，陈晋云教授曾经多次呼吁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这给了正在找寻新事业目标的他很大的启发。

除了外部因素以外，命运多舛的邓朴方能充分共情那些急需得到系统有效治疗的病友，理解大家对身体康复的渴望，知晓漫漫治疗过程中难以言表的苦楚。

至此，他真切地体会到当时残疾人福利制度的不足，并决心着手做出改变。

1983年，他和病友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王鲁光等人，开始正式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治疗和训练，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身为会长的邓朴方主持制订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提出了残疾人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在此后的岁月里，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残疾人为扶助对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始终秉承“弘扬人道，奉献爱心。

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宗旨，一直以实际行动维护着残疾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引领了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

2003年12月，作为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的邓朴方荣获“联合国人权奖”，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此奖的残疾人，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人。

可以说，邓朴方完全是将他从病友们身上收获的关爱，和父母亲无微不至的悉心疼爱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射出宽阔的大爱，真正地“为中国残疾人的世界撑起一片天”！

参考资料：

邓朴方简历．新华网

张海迪连任中国残联主席 邓朴方为联合会名誉主席．人民网

《他是邓小平的儿子，中国残联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南充市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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