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五丈原秋风中，蜀汉丞相诸葛亮溘然长逝，留下的是仅剩十万户的疲敝之国。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看似油尽灯枯的政权竟又延续了29年国运。支撑蜀汉危局的关键，正是诸葛亮生前两项看似矛盾的人事决策——处斩谋臣马谡与提拔武将王平。

建兴六年（228年）的汉中大营，诸葛亮面对着一份特殊的死刑令。马谡的罪状不仅是街亭失守，更折射出蜀汉政权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荆州集团作为外来统治阶层，始终面临与益州本土势力的博弈。马谡作为"马氏五常"中最杰出的代表，承载着荆州士族延续政治话语权的期待。

襄阳出土的《马氏族谱》显示，这个家族自东汉中期便深耕荆襄，培养出百余位郡守以上官员。诸葛亮重用马谡，实为维系荆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必要举措。但成都武侯祠藏《街亭战图》揭示，马谡违抗军令选择上山扎营时，考虑的并非战术优劣，而是急于建立不世之功以巩固家族地位。

与马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身賨人部落的王平。重庆云阳出土的《王平墓志》记载，这位目不识丁的将领早年在曹魏阵营时，因出身西南夷族备受歧视。投奔刘备后，他凭借对汉中地形的熟悉逐渐崭露头角。定军山古战场发现的军阵遗迹证实，王平独创的"连弩车阵"有效遏制了曹魏骑兵优势。

街亭之战成为二人命运的转折点。当马谡在山上空谈兵法时，王平正带人夯实营垒。陕西陇县出土的蜀汉简牍记载，王平部在此战中伤亡率不足三成，且完整保留了全部军械。这种务实作风，恰是陷入人才困境的蜀汉最需要的品质。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背后，藏着精妙的政治计算。湖北江陵出土的《荆州士族名录》显示，随着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荆州集团已损失七成核心成员。处决马谡既整肃了军纪，又避免激化与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成都万卷楼藏《李严案卷》证实，就在街亭兵败同年，诸葛亮借机解除了另一位荆州重臣李严的兵权。

王平的破格提拔则打开了人才选拔新通道。汉中石门栈道石刻记载，王平就任无当飞军统领后，大量启用賨人、青羌将领。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既缓解了蜀汉兵源匮乏的危机，又为南中地区树立了归附典范。

两位将领的不同命运，塑造了蜀汉最后的军政格局。王平在诸葛亮逝世后镇守汉中十五年，其发明的"错守诸围"防御体系，使曹魏始终难以突破秦岭南麓。绵阳出土的《阴平道布防图》显示，正是王平的门生廖化在景耀六年（263年）及时预警，才让蜀汉在钟会大军压境前完成战略部署。

而马谡之死产生的震慑效应，确保了蒋琬、费祎等继任者始终恪守"保境安民"的国策。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北伐账簿》揭示，诸葛亮后期北伐频率较前期下降60%，这种战略收缩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当曹魏太傅司马懿在洛阳训练水军准备伐蜀时，不会想到诸葛亮的政治遗产仍在庇护着那个西南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