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开学季，众多学子即将步入新的学期、新的校园，奔赴知识、放飞梦想……本期我们聚焦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书院，关注其历史发展及当代价值，并与读者一起“悦”读有关古今录取通知书的逸闻趣事。
书院文化的历史回响与当代价值
徐继宏 周传人
▲ 浙江东阳的石洞书院 郭杭伟 供图
中国的书院肇始于隋唐、发展于宋代、繁盛于明清，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传承文脉的独特教育形式。士人（古时的读书人）围绕书院，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等多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可以说，千百年来，书院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时期，书院最初专指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后其服务范围逐渐从个人扩展至众人，开始进行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文人墨客以及道士、僧人等相聚于此，游宴、教学、讲会、品诗、论文，研究著述、讨论时局，由此演变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随后，书院按照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发展起来，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期。宋初，有责任感的士人自觉担当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天下四大书院”的盛况，便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体现。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涌现出很多典型的书院，其中尤以岳麓书院、丽泽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为代表，成为后世书院建设的榜样。
史料记载，最早提出“四大书院”概念的是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年），他游历石鼓书院后撰写了见闻录，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再后来，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理学名家吕祖谦又赋予“四大书院”更多的学术意义与文化象征。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职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吕祖谦所作《白鹿洞书院记》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面见宋孝宗，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获得批准。从此，书院有了朝廷、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理学家的大兴书院之举，最终在理宗、度宗时期（1225年至1274年）得以完成，程朱理学也由此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
元代书院亦呈现官学化趋势。当时，朝廷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比如，以严格的报批手续来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书院生徒享有各级官学学生同样的权利、出路；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等。官学化扩增了书院的数量，保护了书院财产，维持了教育秩序，助推了书院的发展。
明代书院数量远超此前的历代书院总和，同时，在明中后期，书院有了平民化、社团化、政治化的发展倾向，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一个时期。明中期以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思想演化为科举之门的敲门砖，但其独尊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者从批判程朱理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工作。他们利用书院，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开来。
明代中后期，面向老百姓成为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大家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与此同时，读书人或联讲会或结社为盟，形成很多社团组织，营造出了士风激荡、团体活跃的社会风气。
书院制度移植到朝鲜是明代书院的一大亮点，开启了中国书院走向海外的新篇章。至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一些欧美国家都创建过诸多书院，成为东方文明连通世界的平台。
清代，在官方和民间两股力量的作用下，书院发展更加繁荣，前后共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雍正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从消极抑制转为积极支持，发布了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此后，各地总督、巡抚奉令动用公帑，或新建、或扩建、或改建，创建了20余所省会书院，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乾隆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寓控制于支持，将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目标。随着各府州县官方书院的建立，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一道构成了相对完备的书院教育体系。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超高速度发展，而且追随时代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开始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
20世纪初，清朝改书院为学堂后，书院全面步入低谷。1901年，光绪皇帝发布书院改制上谕，全国书院成建制被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学校。1905年，与其并行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先后颁布实施，书院作为一种制度被排斥于体制外。此后，随着全盘引进的学堂、学校制度弊端显现，胡适、蔡元培、梁漱溟、钱穆等开启了书院研究与书院复活运动……
时间走到现代，书院文化逐渐“回温”，书院更多地进入人们视野。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重建了一些老书院，探索发挥传统书院在文化教育和旅游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新书院也得以创建。据统计，目前全国书院数量多达7500多所，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的书院至少有3000所。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二级学院，招收专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恢复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等文化功能的典范。1984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个由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发起，联合多家单位及海内外教授学者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此外，贵州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汕头大学等很多高校都进行了书院制管理的探索，相关高校还成立了高校书院联盟。2020年9月30日，教育部答复全国人大“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的书院教育的建议”，强调发挥书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支持有关社会机构发挥方式灵活优势，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励高校开展书院制育人试点，适时扩大改革受益面。鼓励恢复书院的教育功能。
传统书院的复兴活化、书院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民之所盼。在这方面，浙江省率先探索、先行先试。据统计，浙江有南宋时期书院82所、元代书院58所、明代书院170所，全省各朝代古代书院累计655所，数量和质量均处于显著地位。在浙江东阳，书院不仅是古代文脉的建筑载体，也是东阳“教育之乡”美誉的源头所在。2022年，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的“浙里古代书院数智活化”应用，入选浙江省数字化改革试点项目。今年4月17日，由浙江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承建的浙里书院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省域书院数字化平台，将有力推动浙江省传统书院的复兴活化。
十年辛苦一枝桂
——录取通知书趣谈
郑学富
此前，多所高校设计的2024年录取通知书，凭借新颖的创意、巧妙的构思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赞赏。比如，北京科技大学的本科生录取通知书，主体用薄如蝉翼、光似镜面、坚硬如铁、柔韧如松的“5G钢”制作而成，装在红盒子里，打开盒子的瞬间，《北科华章》的旋律悠扬响起；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里，放了一把采用高性能钛合金材质，运用3D打印、抛光铸造的“金钥匙”，寓意学子开启宇宙之门、未来之门；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封面采用潞绸面料制作，山西省潞绸织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复旦蓝”与非遗结合，尽显古籍装帧美学；电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礼盒封面是日晷机关，开启后，“成电银杏叶芯片”映入眼帘，芯片配合银杏流沙在周围流动，美不胜收……
在我国古代，“录取通知书”的选材、做工也都非常讲究，制作精美，其送达更是隆重热烈，仪式感极强。很多学子获得录取通知书后，心情非常激动。如唐人孟郊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千古名句；伊璠曾由衷感慨 “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宋人杨亿也曾扬眉吐气地吟诵起“起草已夸双笔健，登科更占一枝春”的诗句。
科举制度的诞生，不仅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也逐渐催生了一系列类似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相关文化符号。目前认为，古代最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是唐代的“泥金帖子”。“泥金”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装涂工艺，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的金色涂料，用来装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唐代开始用泥金涂饰在笺简上，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用。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载：“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宋代诗人杨万里《送族弟子西赴省》也有诗曰：“淡墨榜头先快睹，泥金帖子不须封。”
唐代后期出现的“金花帖子”，又称“榜贴”，被视为“正式版”科举录取通知书。宋洪迈在《容斋续笔·金花帖子》中记载：“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到了宋代，仍然使用金花帖子，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记载：“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於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黄花笺是一种洒金粉的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录取通知书，可见重视程度。宋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亦有云：“宋朝吴郡士登科者，始于龚识，其家居昆山黄姑，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乃用涂金纸，阔三寸，长四寸许。”
明清以后，录取通知书称为“捷报”或“报帖”，民间也称“喜报”。明人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送来的就是捷报。到了清代，又出现了刻版印制的科举录取通知书。
那么，进士及第的通知书上都写了些什么？一般上面先写考官的姓名，然后再写具体内容。乡试中举的通知书相应简单些，主要书写被录取学子的姓名、乡贯、三代姓名。比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写道：“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陈列着一张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的状元捷报。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第五次进京应试，在清朝重臣翁同龢的提携下，高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官职。捷报上书：“贵府少大老爷张謇恭应殿试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修撰。”还写有“报录人王上林”。报录人，即向考中者报告喜讯的人，又称“报子”。在古代，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报录人一般不少于三人，都骑上高头大马，高举彩旗、旌幌，带上唢呐班子，一路上鸣炮奏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犹如现在结婚迎亲一般。如《儒林外史》中描写报榜的情景如是：“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一般而言，中秀才、举人或者进士及第希望比较大的人家，都会苦苦等待喜报的到来，甚至会有专人在门口等候，真可谓望眼欲穿。收到喜报后，通常会把它张贴在厅堂里最显眼的位置，让来访的客人进门便能看到，光耀门庭。报喜是个好差事，碰到大户人家，会赏些红包，也就是“喜钱”，即便是贫困些的人家，也会赠些好处或酒。正因为送喜报有利可图，衙门里的公差都抢着干，甚至有人在半道上抢夺喜报，送到主家以领取赏银。明代严嵩在《钤山堂集》中记载：“京师人以报榜希厚利，先赂印匠，多印试录名纸，伺启阍得纸疾驰去，报早则金多，亦有恶少伺于途，挺仆其人，夺纸以去者。”
现代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通常由邮政或快递公司送达，其形式和内涵越来越丰富多彩。近年来，各大高校愈加重视录取通知书的设计，追求个性化和创意，在增加现代科技含量的同时，巧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说，这些录取通知书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通知”的范畴，承载着更多的人文表达和价值传递功能。
沧州书院：诗书习气至今存
王立成
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十分注重民众教化，通过教授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来启迪民智、规范社会秩序。尤其唐宋以后，伴随科举制的方兴未艾和士族门阀政治的衰落，教育和礼仪制度逐渐下移，儒学渐趋向基层渗透，书院讲学成为文德教化推行的一个强力传播载体。作为古代儒家施行教化、培育人才的场所，很长时间里，书院和社学、村塾等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基层教育教授系统，“隆教化，厚风俗”，兴贤育才，在人才培养、风气引导、文化兴盛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处渤海之滨的河北沧州，自古英才辈出、人文蔚起，历史底蕴深厚，有读书重学的传统。秦至汉初，以儒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典籍华章经历了焚书坑儒和战火的摧残，大多散佚流离。为使文脉薪火相继，“修礼乐，被服儒术”的河间献王刘德礼贤下士，招纳隽才，建立日华宫、君子馆等，积极进行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承，同时教化民众读书向学、知书明礼，使当时的河间王国成为礼教兴盛之地和儒学文化再造中心。肇基于汉，尽管时光飞渡，沧州先贤一直秉承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之风，不弃诗书，正如南宋家铉翁在《题李氏敬聚堂》一诗中所写：“千载河间旧典刑，诗书习气至今存。”
金元明清以来，处于畿辅辐辏要地的沧州，文风愈发昌隆。伴随以自耕农为主的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增加，兼之政府重农政策的实施等因素，该地农业焕发生机，商业贸易日趋繁华，尤其长芦盐业更是兴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力量的作用下，亦出于对国家科举文化政策导向的认同，“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云起，且持续绵长，有力促进了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包括书院在内的本土府州县学十分繁盛、异彩纷呈。单是沧州州治所在地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雍正时创办的沧曲书舍、清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借助相辅相成的官学和私学，城乡宗族大户不约而同地激励家族子弟读书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言，成为守望家族文化的精神坐标，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明清以来，任丘边氏，南皮张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氏等今沧州区域内的大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称燕赵，化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蔼蔼王臣，蹇蹇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济”，王翱、纪晓岚、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其中翘楚，煊赫当时，影响后世。
说到沧州区域内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目前文史界学者大多认为最早者为元代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兴建的河间毛公书院。创办于至正年间的毛公书院在沧州固然有一定的开山地位，但笔者认为，严格来说，河间毛公书院应为沧州域内已知最早的官办书院，而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长芦中和书院。这一点，有元人王旭的《中和书院记》为证。
王旭，字景初，元代东平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收其著作《蘭轩集》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称“其事迹不见于元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常以“教授四方”为生计。大德元年秋，王旭接受长芦富户高伯川的高薪聘请，自泰山来长芦中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长芦逾五年之久，其《寄王肯堂参议》诗云：“岱岳到鲸川，忽忽又五年。”沧州长芦地，金元时有鲸川之名。王旭《蘭轩集》之《本斋记》载：“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闻而作有所未可，遂辞而已。之后五年，余至长芦，始知地名为鲸川。”游食长芦期间，王旭以诗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地理风情，其所记多不见录示于明清沧州地方文献，传至今时，可谓弥足珍贵。
王旭诸篇与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包括一篇名为《中和书院记》的文章。该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以及书院的相关状况：“长芦高伯川，既以馀财助修文庙两庑而成之，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叹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馀年已来继窦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有希贤之志焉。’於是买地，於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阛阓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乃营为二区，其东正堂三间，东序如之，以为讲师之居；其西书楼上下各三间，高明宏深，夏无暑气；东西庑亦各三间，绕以周垣，高大其门，西臯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以厚币聘师儒於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
元代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有方的窦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所建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极为轩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力图风景美观、环境清幽。在强化硬件的同时，又着力提升师资水平。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书院逐步成为学子们诚心读书的理想之所。王旭于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时间，高伯川实为开沧州地区元代书院教育的嚆矢。
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沧县志》载：“沧县（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靡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拥有大量财富，并多有仗义疏财、造福乡梓之举。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一文中也专门描述了当时沧州人的乐善好施、慷慨好义：“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梁、兴书院，香名已播于四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书院之滥觞。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湮代远而无觅踪迹，甚至名声亦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身蕴藉的重文兴教、温良博爱、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相继、生生不息，并在赓续传承中表达和阐释着沧州的“君子文化”特质。纵览古今，不乏其例。清代，沧州民办书院的杰出代表沧曲书舍，便是本地士绅名流李之崋和张延绪热心公益、捐资兴学的仁义之举，张延绪甚至将位于沧州南关运河岸边的私家别墅无偿捐出，作为书屋场地。当代，“最美奋斗者”沧州人白方礼几十年如一日资助贫困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感动中国人物。可以说，沧州崇德向善的“好人之城”历史，根基深厚、向有传统，由是略见一斑。
责编：武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