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曾有一起案件久久困扰着伟人毛主席，该案曲折离奇，不但案发十八年未能侦破，其侦破过程更是一波三折，线索频频中断，一环套一环。曾有人说哪怕是再出色的编剧，恐怕都难以写出这样的故事，然而它并非故事，而是一起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案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31年的大上海和江西瑞金，从案件的开端来一起回忆这场离奇悬案。1931年9月，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上海第二次成立临时政治局。临时中央成立后随即开始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不过由于当时的上海滩弥漫着白色恐怖，且政治局成员都以比较高的社会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因此革命经费的开支不管怎么节省，都是一笔巨大的消耗。没有钱，在繁华的大上海可谓寸步难行。于是，临时中央便联系了瑞金的苏维埃政府请求经费调拨。
当时，苏区自身的经济情况其实也不太乐观，但在收到临时中央的请求后，苏区还是选择全力支持，调拨了120两黄金，熔成每根10两共12根的金条，装在由金属锡封闭的特制铜盒内，作为经费由交通员送到上海，而负责经费调拨的正是“延安四老”之一的林伯渠，彼时林老负责主持苏区的财政工作。
120两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瑞金距离上海将近一千公里，黄金需要辗转多个交通员之手才能被送到上海，那应该如何规避掉运转黄金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保证金条能够安然无恙送达呢？为此，苏区的领导人们想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接头核验方式。首先，苏区将瑞金到上海的整个运输路程分为七个小路段，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每段由1名交通员负责运输，共有7名交通员完成黄金运输任务，在运输时交通员并不清楚盒子内装的是黄金。
这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的运输路线，并且能够确保在一个月内送达黄金。其次，组织上会给第1名交通员一把锁具，而钥匙在他的下线，也就是第2名交通员手里。两人接头时先验证暗语，之后上线交通员拿出锁具，由下线交通员的钥匙打开进行确认。双方交接完成后，上线将锁具交给下线，下线带着锁具开始运输他所负责的路段，此时他就变成新的上线，和第3名交通员重复之前的核验方式，以此类推，一直到所有路段任务完成。除此之外，林伯渠还在一个特制的象棋棋子上写一下个“快”字，然后将棋子按照笔画破成七块，分别交给7名交通员。
当上线交通员将黄金交给他的下线交通员时，下线要将自己手中的笔画上交给上线，上线再将笔画交还组织，以此来证明他完成了任务。如此一来，组织上收到一个完整的象棋时也就说明黄金已经成功送达上海了。按道理说，如此复杂精妙的运输方式，应该不会出问题才对。然而，在负责瑞金-南平路段的第一名交通员于11月16日出发后，一直到次年1月1日，中央苏区始终没有收到“快”字的最后一笔，而临时中央一封又一封催促的电报也意味着黄金没有能够成功送达上海。既然苏区没有收到最后一个笔划，这也就是说明松江-上海路段的运输出现了问题。苏区距离松江太远，政治保卫局没有办法派人去松江进行调查，因此只能将消息传给上海的中央特科，由中央特科的同志来调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央特科进行调查后，却发现最后一名交通员失踪不见了，因此这件案子最终未能及时侦破。黄金没有成功送到上海，给上海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增大了临时中央的工作难度，更是导致许多被捕同志因为缺乏资金营救而被杀害。1931年过去后，中国革命历经“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在时代的浪潮下，黄金失踪案暂时被悬置了，但几名和案件相关的当事人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起案件。同时，毛主席也一直心系这个当年绞尽脑汁也想不通的奇案。
时光飞速流逝，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次月，毛主席给华东、华北以及东北军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文件，要求清查建国前党和军队没有侦破的悬案，其中上海公安局接下了彻查经费失踪案的任务，具体则是由上海公安局所临时抽调成立的“悬案调查办公室”3组负责。3组由4名侦查员组成，分别为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以及邬泓，其中蒋为组长。接到侦查命令后，3组很快便查阅了该案的卷宗。卷宗一共只有两页纸，除了介绍案件发生的始末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4人经过商讨后，最终决定从当年的苏区负责人林伯渠身上开始入手。
1949年12月初，3组成员抵达北京，见到了时任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老。林老对4人详细叙述了上文中所叙述的案件发生过程外，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线索。瑞金派出的第1名交通员姓秦，曾经给时任冀察热辽分局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高自立担任过警卫员。于是，3组赶紧从北京出发去往沈阳，从高自立那里确认了这位秦姓交通员的身份。此人全名秦朴，是江西人，建国后在13兵团任职。很快，3组抵达南宁，如愿见到了已在13兵团任师长的秦朴。四人见到秦朴时也是一阵感慨，昔日的交通员，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锤炼，如今已是师级干部了。据秦朴回忆，当年他带着黄金从瑞金出发，骑马走了6天抵达南平，在南平南门的关帝庙和第2名交通员进行了交接。这名交通员当时是关帝庙的庙祝，三十多岁，肤色黢黑，中等个，大眼睛。得到第2名交通员的身份信息后，3组一边计划赶往南平，一边向上海公安悬调办公室进行汇报，岂料此时3组迎来了意外之喜。原来，悬调办公室通过尘封的档案，已经弄到了前6名交通员的所有姓名、身份等资料，如此一来，3组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去搜寻了，直接按图索骥，先赶去南平，接着是福州、温州、金华.......直到在杭州找到了第6名交通员，负责杭州-松江路段的刘志纯。刘志纯对当年运输黄金的任务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他就由于和上级失去联系而脱离了组织。据刘志纯回忆，他是1931年12月1日从上线交通员手中拿到了黄金，两天后的上午抵达松江，住在了一个叫做汉源栈房的客栈，随后与找上门来的第7名交通员进行了身份核验和交接。此人年龄三十多岁，是一个黑衣人，穿黑色棉袍，戴一顶黑帽。就这样，3组历经周折，终于侦查到第7名交通员的一些线索。当年他为何没有将黄金从松江送往上海？人为何会失踪呢？看来，想要解开这个谜团，3组必须要去到松江了。
3组抵达松江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先是找到了当年“汉源栈房”的掌柜和账房先生打听情况。不出所料，3组一无所得，毕竟当年住在汉源栈房的人是刘志纯，而黑衣人只是来汉源栈房取得了东西就直接走了，掌柜和账房只见过他一面，不可能提供更多信息。于是，3组只能再次让刘志纯继续回忆当年还有没有什么细节被落下了。这刘志纯也是一个心细之人，他还真就回想起了有用的细节。刘志纯称，他记得当年黑衣人在从钱包里取笔画棋子的时候，他曾无意间瞥见一张通用客栈押金票据，并且当时黑衣人进入汉源栈房的时候，向客栈掌柜、账房打听他的时候，掌柜和账房的反应显然是不认识他的。这两个细节说明黑衣人不是松江本地人，他住在除了汉源栈房之外的其他客栈，而在当年那个危险的时代环境下，交通员执行如此重要的地下任务，通常都会提前在指定地点等待，也就是说在和刘志纯交接的时候，黑衣人必然是已经在松江的某家客栈居住多天了，他所居住的客栈的掌柜、账房、伙计肯定会对他有一定印象。30年代的松江是个小地方，只有5家客栈，看起来3组已经离着摸出黑衣人的身份很近了。3组在对另外4家客栈的旧人进行了询问以及查询过登记账本后，依然没有找到有关黑衣人的任何线索。难道黑衣人当年根本就没有入住客栈？刘志纯记错了，黑衣人其实是借宿在城内某个居民家？顺着这个思路，3组请松江本地公安进行协助，通过各镇居民委员会，对松江进行了一次大摸查，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子查到这里，3组手里所有的线索就此中断，天南海北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徒劳无功，此时4名成员都不免得有些泄气。眼看已临近年关，身为组长的蒋文增便提议大家伙先回上海过年，等过完了年再想其他办法，另外3名成员表示了赞同，毕竟手里确实没任何线索了。未曾想，过个年竟然还获得了关键线索。四人散后，组员之一的胥德深去到了松江军分区看望自己的一位老乡。这位老乡是军分区的一名参谋，姓杜，山东汉子，豪爽大气，得知胥德深来松江是四人同行，便邀请另外3人一起赴宴，3人难以推辞，便一起去了军分区。当时，4人不会想到，这一次和杜参谋吃饭竟然把陷入僵局的侦查给盘活了。饭桌上，觥筹交错间，3组4人对杜参谋招待他们的菜肴赞不绝口。杜参谋很高兴，于是便让主厨的柏师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菜品，顺便一起入席吃饭。席间，杜参谋问起4人来松江公干为何，几人便说出了是来调查一桩18年前的旧案，可惜找遍了整个松江的旅店都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听到4人的话，柏师傅忽然一拍大腿，说道：“有个地方，不知道你们查没查过？”
柏师傅所说的这个地方，是当年保安团司令部所设立的一家有50张床位的招待所，此招待所主要对内经营，有时也会对外开放，只是入住条件很苛刻，需要保安团连长以上职务的人介绍，并经由营级军官签字才能入住。知道保安团对外开放的人很少，柏师傅因为以前经常被保安团司令部请去做饭，所以是其中一个。听完柏师傅的话，3组次日便去了松江公安处的库房里查保安团的相关档案，结果还真找到了招待所的入住记录。在1931年12月1日到12月5日的那几天里，只有一个人符合3组此前所掌握的有关黑衣人的特征，来自上海“祥德源”药房的梁纯壁！当天下午，3组立即赶回上海，开始分头调查祥德源和梁纯壁，经过几天的时间，得到了如下信息。梁壁纯，为人谦和正直，手艺精湛，在祥德源威望很高，是药店老板的心腹，平时药店进货都是由他负责，不过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1931年12月初，梁壁纯去松江进货，大概三四天后回到了药店。回来之后，他向老板表示自己这一次进货有点累，想回家睡一会儿，老板同意了，于是他径直离店回家了。梁壁纯回家后好几天都没有露面，老板便心想他是病了，派了店里的两个伙计去他租住的地方看望。结果，伙计到了之后一问邻居，才得知梁先生前几天就已经提桶跑路了。药店老板很快就将此事报给了巡捕房，巡捕房一查，没有查出梁壁纯为啥要跑，他既没有卷款潜逃，也没有牵涉其他案件，这件事情最终便连案也没有立。除此之外，3组在调查时还从一名原药店员工手里找到了一张当年的药店大合照，上面有梁壁纯，经过刘志纯辨认，梁正是当年的第7名交通员。
通过梁壁纯失踪前的行为，3组初步判断，他很有可能是猜出了箱子里装的是黄金，因此携款跑路了。事到如今，案件侦破总算跨越了一大步，然而，梁壁纯都已经失踪18年了，该上哪找他去呢？3组想到有人提供线索说梁壁纯是嘉定口音，于是决定去嘉定碰碰运气。到了嘉定后，3组便请嘉定公安通过工商联，召集当地各大中药店铺的相关人员开个座谈会，打探有关梁壁纯的线索。本来是大海捞针，没想到，这时候3组时来运转，座谈会上有位陆老爷子正是梁壁纯做学徒时的师傅。据陆老爷子表示，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妻子名叫贞姑，两人育有3个孩子。梁失踪后，贞姑便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娘家黄渡镇做起了小生意。3组一听，马上就赶往了黄渡镇，经过一番调查后终于接近了真相。原来，贞姑和三个孩子在1942年的一天夜里被其失踪的丈夫梁壁纯乘船接走了，如今住在浦东洋泾镇！就这样，在1950年的3月初，3组4名调查员终于在洋泾镇抓到了化名为申继谷的钟表匠梁壁纯！据梁壁纯交代，当年他在接到箱子后，为了安全起见，走水路从松江回上海，后于曹家渡码头下船。下船后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往药店所在的法租界赶去，梁壁纯记得很清楚，这辆黄包车看上去很新，并且车夫很年轻。黄包车走到曹家渡桥上坡时，车夫拉得很吃力，此时便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帮忙推车。当时，上海有许多流浪汉专门在桥或者一些坡道上干这种帮人推车赚小费的事，梁壁纯便没有在意，没想到因此着了道，被其中一个年轻人拿着毛巾捂上了迷药，昏了过去。醒来后，梁壁纯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名叫“曹家渡大旅社”的旅店，身边行李包还在，但装黄金的箱子不见了！
其实，虽然没有人告诉梁壁纯箱子里面装的是黄金，但在执行任务出发前，上级曾经叮嘱他“人在货在”，再加之拿到箱子后，他感觉到箱子沉甸甸的，早就已经猜出来里面装的是黄金。梁壁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报案？这是不可能的，巡捕房问你黄金是用来干嘛呢？你不吱声，你有问题，你说这是苏区给临时中央的经费，好家伙，你先去号子里蹲着吧。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也很难进行调查，梁壁纯深知组织上没有相信他的理由。于是，梁壁纯最后想到了一个字“溜”！不过光“溜”还不行，临走前梁壁纯还找来旅社姓乐的经理开了一个证明书，证明书里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被三名年轻匪徒迷晕送到旅社，以及醒来后发现黄金不见的经过，并让店中所有知情人在上面写上了名字。梁壁纯此举是为了证明他并非是背叛了组织，不是叛徒，丢失黄金纯属是被人劫掠。临走前，梁壁纯叮嘱旅店众人，以后如果有人来到旅店询问此事，一定不要说，除非对方说出暗号“捻七”。做好一切事情后，梁壁纯先是找了个寺庙做了两年和尚，后来又靠着学过的钟表维修技术做了名钟表匠，改名定居在了洋泾镇。根据梁壁纯的交代，3组先是在他的住所找出了证明书，随后去到曹家渡旅社，在说出暗语后，乐经理对当年的事情进行了说明，过程和梁壁纯所说无二，由此3组确认梁没有说谎。除此之外，3组还有意外收获。一位旅社当年的员工向侦查员表示：因为梁壁纯将这件事兴师动众搞得这么严肃，他特意记下了当年送梁壁纯到旅社的那辆黄包车的车牌——300169。3组立马着手去交警处调查该车牌号，得知当年这个车牌号的户主名姓曹，是一个开舞蹈学校的商人。
曹在建国后已经不在上海了，因此3组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在苏州找到了经营乐器厂的他。曹承认他当年有这么一辆黄包车，但他完全没有作案嫌疑，而且该黄包车他一直是当作私家车来用，期间一直没有外借外租。当年的车夫也证实了他说的话。如此一来，这条线索断了，旅社员工应该是记错了。不过，东边不亮，西边亮，3组紧接着就迎来了重大突破。在查车牌号之前，3组4名侦查员考虑到调查这种建国前的案件，应该要咨询一下旧上海的老刑警们，他们应该处理过类似的案子，或许会有一些线索。于是，3组就此案召集了十几位建国前的老刑警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众人谈起了在三十年代前后几年间，上海曾频频出现麻醉抢劫案。大家一致认为按照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来看，劫犯不像是帮派或者敌人所为，应该是几个小年轻受到当时麻醉案的传闻起了贪财之心。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有用的信息了，毕竟这是18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老刑警们给了3组一个建议：去提篮桥监狱查一查因为抢劫、盗窃而坐牢的罪犯，就算找不到当年的嫌疑人，没准有人听说过谁谁谁和案件有关。3组采纳了这条建议，给提篮桥监狱发了个协查通知，监狱遂通过广播向犯人们进行了宣讲，凡是能提供有用线索者，记大功。别说，这法子还确实有用，在提篮桥里面有一个叫冯安宝的犯人还真是这起案件的知情人。冯安宝，34岁，商人家庭出身，家里是开维修厂的。他有个表哥叫吉家贵，比他大10岁，家境不太好，经常会去冯家蹭饭。1931年，冯安宝过生日，身为无业游民的吉家贵去到冯家帮忙筹办过生日，此后在冯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和冯安宝打牌打球，期间吉还带到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一起玩耍。那个时候，冯家有辆闲置的黄包车，成了几个年轻人的玩具，冯安宝是富家少爷，对黄包车兴趣不是很大，但吉家贵等三个结拜兄弟拉车拉得有模有样。然而，到了当年12月，吉家贵忽然把黄包车擦得崭新送回了冯家，此后便不像以前那般喜欢耍弄黄包车。而更奇怪的是，吉自从不爱拉车之后突然就去做生意了，开了家货店，经营得相当不错。
听取了冯安宝的检举内容后，3组侦查员们问了他一个问题：“黄包车车牌号是多少？”冯安宝回道：“300196”。这个牌子和旅社员工提供的牌子只有最后两个数字是颠倒的，并且吉家贵结拜三兄弟正好也是三个人。3组成员此时都很兴奋，距离破案已经很接近了。随后，3组在吉家贵的货店逮捕了吉本人，并且搜到了一个铜盒，经梁壁纯辨认，就是当年装黄金的盒子。吉家贵被捕后交代了当年的作案情况，参与此案者共3人，除他之外还有阿古和小克，他是出主意的人，抢劫的目的是为了筹钱做生意，本来想着作案多次，没想到一作案就是整整120两黄金，于是在做完此案后大家就金盘洗手，各奔前程去了。紧接着，3组逮捕了另外一名案犯，经营五金店的阿古，并搜到黄金打造的首饰40件。而至于小克，其时已经去世。抗战期间，小克满腔热血参军，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3组在调查小克时，小克的父母向组织交出了当年儿子参军前交给他们的两根金条。因提供案件线索有立功表现，冯安宝在半年后恢复了自由。1950年11月，经法院审判，本案案犯吉家贵、阿古被判处了死刑。丢失黄金的梁壁纯则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十年，不过判决后就被释放了，后于1959年因病辞世。至此，这场困扰毛主席，悬置了十八年的大案终于得以告破！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删除或作出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