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国际论坛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该论坛由中方举办，共邀请40多国前政要与超过百位学者、企业界人士参加。论坛举办时间是在2024年12月中旬，论坛主题定为共同行动·共创未来。

论坛讨论的内容涉及金融融资、全球安全挑战、联合国改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各国民间往来等，论坛以开放合作为特征的议题，同美欧国家愈渐突出的贸易保护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7名中国学者在论坛分论坛上发言，就表示随着西方影响退潮，中国影响在以月为单位渐次增加，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承接更多的国际公共事务职能更为期待。但他们也强调这期间也需要警惕外方对中国的态度，出现由“棒杀到捧杀”的转变。

比如立陶宛前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就说，当下全球已没有领导了，中国这一新的超级大国可以展现出更多的领导力。

蒙古国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也表示，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获得公认，“一带一路”是很棒的倡议，中国也了解如何同西方国家管控分歧。中国应展现作为超级大国的新责任，这是更为关键的事。

同时，与会的多名外国前领导人均不同程度提及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大国竞争、俄乌冲突方面的作用，也呼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起到更进一步的作用。有前国际组织负责人呼吁，中国可以助力解决全球债务问题。有非洲国家前政要建议，中国可以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助力非洲国家减贫。

这类发声的叠加，客观体现中国整体影响增长的同时，也蕴含着为中国自主发展步骤带去干扰的风险，也就是上面说到的“捧杀”。确实，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贡献更多力量，但是以“超级大国”的要求对待我们，显然不合适。

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外部国家对中国的评判和认识存在误解和失当之处。

一是，超级大国概念用于中国不合时宜、也不符合现实。传统认知中，该概念通常被用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及苏联。中国有意规避这一概念，因为这一称呼不仅带有冷战色彩，同时也不符合当今多极化时代发展需求。这类外界对中国评判和中方自我评判之间的脱节，源于双方历史经验的不同。

中国自有连贯史料记载以来的数千年里，向来不缺乏成为当下概念中所谓“超级大国”的时刻。不论是秦、汉、唐还是明朝等时期，中国国力在很多时候都领先世界，同时在技术、生产力、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据着高地。西方统计观点中，不乏声音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总量的40%。中国对超级大国及发达国家等表明领先地位词汇的感知，远多于建国不到300年历史的美国。

我们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体会着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沉溺于所谓超级大国的虚荣中，不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也难以避免应对危机的迟钝反应，丧失了持续自我革新的动力。中国历史书页中写着足够惨痛的过往，而自1991年起陷入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当下也在验证着历史周期的效力。所以如何引导、疏浚外部对华认知中蕴含的致幻风险，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大课题。

二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至今仍是中国减少外部风险的关键。不论是地缘冲突、债务问题还是发展水平不足问题，都有着各自国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确保中国自身利益是中方的核心事项，互利共赢是与华合作的基本范式。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数量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在其自身为本国问题解决而付诸实际和长期行动前，相关问题均缺乏解决的契机。

中国不恃强凌弱，也崇尚互利共赢，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GDP只有约1.2万美元，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与美国 人均GDP8.17万美元，更是差距甚大，所以所谓“超级大国”的虚荣，我们担不起，也不会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