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穷到极点，毛泽东：去山西打阎老西的土豪

1935年的深秋，陕北高原上寒风凛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胜利会师。然而，这支英勇的队伍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9000人。更令人担忧的是，军队已经弹尽粮绝，连最基本的过冬物资都无法保障。面对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重重包围，以及陕北地区本就贫瘠的现实，红军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计划：强渡黄河，东征山西，打击军阀阎锡山。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次东征又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怎样的转机？

一、长征终点与新的困境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支队伍的到达，标志着举世闻名的长征胜利结束。然而，红军却没有时间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时的陕北苏区形势严峻，虽然名义上控制着20个县，但实际上只有约40万人口的地区在红军掌控之下。

抵达陕北后的第三天，中革军委采办处主任杨至诚向中央汇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仅仅是解决部队过冬的基本物资，就需要至少2000大洋。然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耗尽了所有军费，连购买草鞋的钱都拿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写信向徐海东求援。徐海东接到信后，立即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元经费中抽调5000大洋支援中央，同时还送来了一批急需的枪支弹药。这笔援助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远远不足以支撑红军的长期发展。

更令人担忧的是，陕北地区常年干旱，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低下。当地最富庶的几个县城都已被敌军占领，剩下的地区大多是山高沟深的贫困之地。红军不但要解决自身给养问题，还要负担根据地群众的生活需求。

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后，立即采取了军事行动。他一方面调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向陕北集结，另一方面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对红军发起进攻。虽然红军在直罗镇一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转而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在陕北苏区外围构筑起严密的封锁线，企图以困垮的方式消灭红军。

更为棘手的是，当地驻军采取了＂三光＂政策，在撤退时抢走了大量粮食物资，并烧毁了许多农田和民房。这不仅加剧了当地百姓的困难，也使红军的筹粮工作雪上加霜。驻扎在吴起镇的红军战士们不得不采取轮流饿肚子的方式维持军需，每天的口粮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入冬后，天气越发寒冷。红军战士们大多衣衫褴褛，有些人甚至没有御寒的棉衣。陕北的风沙又大，经常刮起十级以上的大风，许多战士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军医处的药品储备也已告罄，伤病员的救治问题日益突出。

这种困境不仅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威胁着红军在陕北的生存根基。如何打破这个困局，成为了摆在红军领导层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东征决策的形成

1935年12月中旬，瓦窑堡会议在一间破旧的窑洞里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与会的红军高级将领们提出了多个方案，争论十分激烈。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提出应该向西进军河西走廊，那里的地形有利于部队机动作战，而且可以借道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王稼祥则建议向北进入绥远，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这两个建议都得到了一些留苏派领导人的支持。

林彪提出了另一个方案：由红一军团精锐部队南下陕南，一方面可以筹措军需物资，另一方面能够调动敌人兵力，减轻陕北苏区的压力。这个提议也获得了部分将领的赞同。

就在争论陷入胶着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计划：强渡黄河，东征山西。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陕北苏区西、北两个方向地区过于贫瘠，即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向南进军陕南的难度太大，且会导致陕北苏区防御力量不足。相比之下，山西不仅距离陕北最近，而且经济较为发达。

在分析山西的军事形势时，毛泽东指出：阎锡山虽然号称拥有二十万大军，但这支军队多年来养尊处优，战斗力并不强。更重要的是，阎锡山作为割据山西多年的军阀，对蒋介石极为警惕，不愿让中央军进入山西。这种矛盾可以为红军的东征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为东征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扩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许多爱国将领开始反思与共产党作战的问题。红军如果打出抗日的旗号进入山西，不仅能获得民心支持，还可能争取到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同情。

在讨论具体战略时，彭德怀提出了重要补充：东征不应该只局限于打土豪筹款，更要把握机会在吕梁山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样可以打通陕北与华北的联系，为将来的战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针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总参谋长刘伯承制定了详细的军事计划：首先选择合适的渡河点，确保主力部队安全渡过黄河；然后速战速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晋军；同时派出小分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1935年12月底，东征计划最终在瓦窑堡会议上获得通过。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会议决定抽调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精锐力量组成东征部队，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担任指挥。同时，成立了专门的筹粮委员会，负责接收和管理战利品，确保缴获的物资能够有效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三、山西战役的关键行动

1936年2月20日凌晨，一支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精锐组成的东征部队在徐海东的率领下，悄然向黄河集结。天气异常寒冷，河面已经结冰，但冰层并不均匀，有些地方厚实，有些地方却很薄。为了确保安全渡河，侦察员们提前几天就在河岸边仔细勘察，最终选定了吴堡镇附近的一处河段作为渡河点。

渡河行动在凌晨3点开始。工兵连的战士们首先试探冰层强度，用绳索在冰面上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由于担心晋军发现，部队没有使用任何照明工具，全靠月光和雪地反光摸索前进。整个渡河过程持续了近5个小时，3000多名将士全部安全通过。

刚刚渡过黄河，东征部队就遭遇了驻守在河东的晋军第61师。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斗意志不强。红军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战术，仅用两个小时就击溃了敌军的防御阵地，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冬季物资。

随后，东征部队分成三路向晋西腹地推进。北路由徐海东率领，直指兑九峪；中路由程子华指挥，进攻离石；南路由王震带领，奔向孝义。这种分进合击的战术既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又保证了红军能够在关键时刻集中优势兵力。

在前进过程中，红军特别注意争取民心。每到一地，都张贴告示宣传抗日主张，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静升镇，当地一位老乡主动带领红军绕过敌人的岗哨，使部队避免了不必要的消耗。

3月初，东征部队在离石地区遭遇阎锡山的主力部队第三军。敌军仗着兵力优势，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此。徐海东立即调整战术，命令部队暂时后撤，在地形险要处设伏，引诱敌人深入。当晋军追击到预定地点时，红军突然发起猛烈反击，一举击溃敌军主力，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红军还派出小分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他们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庄稼，组织民兵队伍，建立基层政权。在兑九峪一带，仅半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0多名地方武装力量。

随着战事推进，一些原本属于阎锡山的部队开始动摇。第七十二师副师长带领一个团的官兵投诚红军，不仅带来了急需的武器弹药，还提供了大量敌情信息。这些起义部队后来被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成为红军在晋西的重要助力。

兑九峪战役是此次东征的转折点。阎锡山集中了5个旅的兵力，企图在这里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红军凭借superior的战术和将士们的英勇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打开了晋西局面，还震慑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部队共计歼敌近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更重要的是，在晋西建立起了多个革命根据地，为红军发展抗日力量奠定了基础。当地群众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和抗日决心，纷纷表示支持，许多年轻人还主动要求参军。

四、群众工作与根据地建设

东征部队进入山西后，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工作。在离石县城北的张家庄，红军首先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减租减息政策，并当场将地主的田契文书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举措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一周时间，周边十多个村庄的农民纷纷前来请求红军帮助处理土地问题。

为了使群众工作更加系统化，东征部队专门成立了群众工作队。这支队伍由200多名政治干部组成，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各个乡村。他们不仅宣传革命政策，还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在兑九峪地区，工作队发现当地农民因缺少耕牛而无法春耕，立即组织互助组，将缴获的耕牛分配给最需要的农户。

在建立地方政权方面，红军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首先在村一级建立农民协会，选举产生村干部。这些村干部大多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农或者积极参与革命的青年。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到1936年3月中旬，晋西地区已建立起100多个村级农民协会。

民兵组织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红军派出有经验的指导员，教授民兵基本军事技能和游击战术。在孝义县的安泽村，一支由30多名青年组成的民兵队成功击退了晋军的袭扰，保护了村里的粮食仓库。这支民兵队后来发展成为当地著名的抗日武装。

文化教育工作同样受到重视。在各个根据地，红军创办了简易学校和扫盲班。教材内容除了基本文字知识，还包括革命歌曲和抗日常识。在静升镇的一所简易学校里，一位年过六旧的老农在学会写自己名字后激动地表示，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卫生防疫工作也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红军卫生队深入各村开展防疫工作，培训当地赤脚医生。在霍州一带爆发霍乱时，卫生队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并使用中草药进行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问题，东征部队在各地建立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既经营日用品供应，也收购农副产品，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网络。在离石县的西沟村，合作社组织妇女们纺织毛线，既增加了收入，又解决了军队冬衣的需求。

新区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处理与地主阶级的关系。红军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积极支持革命的开明地主，允许其保留部分财产；对于与敌人勾结的恶霸地主，则坚决打击。这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

东征部队还特别注意培养地方干部。在各县建立了干部训练班，培训内容包括政策法令、军事知识和行政管理。这些受训干部后来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骨干力量。在兑九峪地区，一批从训练班毕业的青年干部组织起了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各项建设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到1936年4月，晋西地区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体系，为后来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片区域为＂红色晋西＂，充分说明了根据地建设的成效。

五、东征的历史影响

东征的成功为中国革命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体现在军事领域，红军通过这次行动不仅获得了大量军需物资，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在强渡黄河的战术、运动战的指挥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这些经验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

从战略层面看，东征打通了陕北与华北的联系通道。通过在晋西建立根据地，红军获得了一个向华北发展的战略支点。这个支点的重要性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得到充分证明。1937年，八路军就是从这里出发，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局面。

在政治影响方面，东征极大地打击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虽然红军后来撤出了晋西大部分地区，但当地群众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许多在东征期间建立的地下组织继续坚持斗争，成为后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础。

东征中采取的政策也产生了示范作用。红军在处理地主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政策，减轻了根据地扩大过程中的阶级对立。这一经验被写入了1937年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东征创造了不少新经验。比如把合作社和民兵组织结合起来，既解决经济问题，又保障军事需要。这种模式后来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广泛推广。在太行山区，当地群众一直沿用这种组织形式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简易学校与扫盲班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让文化教育与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这种方式后来成为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做法。1940年，延安整风运动就采用了类似的教育方法。

东征对军队建设也有重要影响。严格的纪律要求和群众工作方法，使红军在敌后能够得到群众支持。这种作风在八路军中得到进一步发扬，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在统战工作方面，东征期间争取到的一些开明绅士和地方武装，后来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提供了情报和资源，还帮助共产党扩大在当地的影响。这些经验为后来实施更大范围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参考。

东征还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华北的传播。通过群众工作和文化宣传，革命理念深入到农村基层。许多参与过东征的基层干部，后来成为各地革命斗争的骨干。他们把在晋西学到的工作方法带到其他地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范围。

在经济建设方面，东征中创立的合作社模式为解决根据地经济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这种把军事需要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的做法，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并发展成为著名的＂南泥湾经验＂。

最后，东征的军事指挥艺术对革命战争的发展有重要启发。分进合击的战术运用、敌后游击战的组织方式、群众动员与军事行动的配合等，都为后来的军事实践提供了借鉴。这些经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得到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