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0年盛夏，在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76岁的毛远志躺在病床上，目光平静地望着窗外。癌症的折磨让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几十年来，她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从未向外人提起过自己的身世。然而此时，她感到有些话必须要说出来了。
她唤来了自己的四个孩子，虚弱地靠在床头。当她缓缓开口讲述往事时，孩子们的表情从困惑逐渐变成震惊。原来母亲竟然与伟人毛泽东有着如此深厚的血缘关系，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始终保持沉默。为什么母亲要隐瞒这段往事？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究竟想要向子女们传达什么样的信念？又为何会在临终前，提出那个与毛主席有关的特殊请求？
一、少年往事
1924年的韶山，正值春耕时节。毛远志生活在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家院落里。这个院子虽不大，但种着几株桂花树，每到花开时节便香气四溢。院子里还养着几只鸡，是毛远志每天要负责喂养的。
那时的毛远志才刚满十岁，与其他农家女童不同，她天性活泼，喜欢与同村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耍。她经常爬树摘果子，或是到村后的小溪边捉鱼。有时还会跟着大孩子们去田野里放牛，在田埂上奔跑嬉戏。
1925年初春，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到了韶山。那是她的伯父毛泽东，带着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年幼的堂弟毛岸英、毛岸青。表面上是回乡养病，实则是为了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是长沙知名学者杨怀中的女儿，见到毛远志这般活泼好动的性格，便笑着叫她＂野妹子＂。
那段日子里，毛远志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每天清晨，她都会早早起床，帮杨开慧打扫院子，然后跟着堂弟们一起读书认字。傍晚时分，院子里常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那是杨开慧在教孩子们识字。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的一场突变打破了这份宁静。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很快波及到了湖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韶山，毛远志的母亲王淑兰被迫带着她离开了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园。
母女俩辗转到了长沙，王淑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不料1929年，王淑兰被捕入狱。起初，毛远志被寄养在乡下的亲戚家。后来为了方便传递信息，王淑兰将她接到狱中。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还关押着一位叫罗星的女同志和她的儿子。
1930年夏天，在组织的营救下，王淑兰等人终于重获自由。可惜罗星同志已在狱中牺牲，王淑兰便收养了她的儿子罗华初。从此，毛远志有了一个比自己大一岁的哥哥。
离开监狱后，生活更加艰难。为了糊口，年仅十三岁的毛远志不得不去当童工。她每天天不亮就要去纱厂上工，直到深夜才能回家。然而微薄的工资仍然无法维持生计，最终她被送到一户姓傅的人家当童养媳。
在傅家的日子异常艰苦，毛远志每天要干各种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有时挑水担米，有时喂猪喂鸡，甚至还要照顾傅家老小。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7年，直到一封来自延安的信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二、延安求学路
1938年3月的一个清晨，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抵达了延安。与想象中的繁华不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建筑群。当地的老乡告诉她们，中央党校就在前方的枣园。
抵达枣园后，毛远志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伯父毛泽东。让她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毛泽民已经在一个月前奔赴新疆工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她这些年的经历，得知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时，立即否决了她想去抗大学习的请求，而是安排她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
鲁迅小学坐落在延安城东的一片山坡上，由几个窑洞改建而成。教室里没有桌椅，学生们就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虽然条件艰苦，但毛远志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情。她和同学们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打扫卫生、担水浇菜，然后开始一天的课程。
1939年秋，在完成小学课程后，毛远志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这是一所培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学校，校园里经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和嘹亮的歌声。除了专业课程，学校还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毛远志和同学们一起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有时还要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作为学生，毛远志也参加了学习和讨论。她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她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
学习之余，毛远志经常到伯父家帮忙。有一次，她看到毛泽东正在为即将召开的七大准备报告材料，整整一个通宵都没有休息。她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伯父起居的责任，每天坚持给他送饭、打扫房间。
1943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毛远志不得不暂停学业。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限，她在医院躺了整整两个月才逐渐康复。期间，尽管工作繁忙，毛泽东还是抽时间来医院看望她，还为她请来了延安最好的大夫会诊。
康复后，毛远志重返校园，更加刻苦地投入学习。她不仅要完成繁重的专业课程，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有时，她会跟着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为当地农民带去革命文艺节目。
1944年底，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延安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许多同学纷纷报名参军，毛远志也提交了申请。这一次，在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文化素养后，她终于获得了组织的批准，被分配到了晋察冀边区，开始了她真正的革命生涯。
三、革命征程
1945年初，毛远志来到晋察冀边区后，被分配到地下联络站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传递情报和接应同志。为了不暴露身份，她白天在一家杂货铺当店员，实则暗中观察过往的行人，寻找组织约定的接头暗号。
那时的晋察冀边区形势复杂，敌特人员众多。一次，一名装扮成商人的可疑人士频繁出入杂货铺，对店内情况反复打探。毛远志立即向组织汇报，经过调查发现此人确是日伪特务。通过这次事件，组织及时转移了一批重要文件和人员。
1946年夏，内战爆发后，毛远志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她改扮成农村妇女，跟随流民队伍穿越封锁线。一路上，她将重要文件缝在衣服夹层里，经过七道关卡的盘查才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
在东北期间，毛远志主要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工作。她以一个普通工人家属的身份，在纺织厂做工。工作之余，她负责联络厂内的地下党员，传递组织指示，收集敌人情报。有一次，她发现国民党特务在工人中安插了眼线，准备大规模抓捕共产党员。她连夜通知相关同志转移，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
1947年底，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一天深夜，毛远志正在联络点等待上级指示，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嘈杂声。她迅速熄灭油灯，将文件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窖里。片刻后，一队国民党军警包围了院子。她临危不乱，装作普通居民应对盘查，成功掩护了其他同志撤离。
1948年春，组织决定调派毛远志前往东北老工业基地抚顺。这里是重要的煤炭产地，国民党在此布置了重兵把守。她化装成煤矿工人家属，打入敌人内部。通过长期观察，她绘制了一份详细的敌军防御工事图，为解放军后来攻占抚顺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毛远志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接收旧政权和恢复生产。在抚顺解放后，她参与了煤矿的接管工作。面对国民党故意破坏的矿井设施，她带领工人们日夜抢修，很快恢复了煤炭生产。
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放。毛远志被调往沈阳，参与筹建东北行政委员会。她负责接待南下干部，协调各方面工作。期间，她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北平之间，为解放军南下作战输送物资和人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远志接到组织通知，让她回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她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的警卫部门，负责核查参加观礼人员的证件。尽管工作繁忙，她仍坚持每天检查观礼台的安全设施，确保万无一失。
10月1日当天，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站在城楼下的毛远志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回想起这些年的革命历程，深感使命终于完成。
四、平凡岁月
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远志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到基层工作。组织考虑到她多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便将她分配到北京郊区的一个纺织厂担任工会主任。
在纺织厂的日子里，毛远志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她住在工人宿舍，每天和工人们一起出工。为了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她经常走访工人家庭，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当时厂里的托儿所条件简陋，她带头捐出一个月工资，发动工人自筹资金，添置了婴儿床和玩具。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纺织厂开始进行技术改造。一批新式纺织机器运抵工厂，但没有人会操作。毛远志带头报名参加技术培训，经过三个月的刻苦学习，不仅自己掌握了新设备的使用方法，还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
1956年，毛远志调任北京市总工会工作。她分管工人文化教育工作，为了扫除工人文盲，她组织开办了夜校。每到下班时间，就能看到她拄着教鞭，在灯光下教工人们识字。三年间，她带领工会干部共培训了五千多名工人。
1960年代初，为响应国家号召，毛远志又主动请缨，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她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和社员们一起学习政策，讨论生产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远志也受到冲击。一些人翻出她的档案，质疑她的革命经历。面对质疑，她始终保持沉默，默默承受着各种批斗。直到1972年，在组织的调查下，她的问题才得到澄清。
1973年，组织考虑到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安排她到北京市档案馆工作。在这里，她承担起整理革命历史档案的重任。每天伏案工作，将散乱的档案材料分类整理，编写档案目录。她经手整理的档案资料达到了十多万件。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已届退休年龄的毛远志仍然发挥余热。她经常应邀到学校、工厂讲述革命历史，还参与了一些革命历史资料的编写工作。但她从不提及自己是毛泽东的侄女，也很少谈及个人经历。
1980年代，一些历史研究者找到她，希望了解一些历史细节。她都以＂记不清了＂来回应，只是偶尔谈及一些革命先烈的事迹。即便是子女询问，她也总是说：＂革命年代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直到1990年生命弥留之际，她才向子女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但她特别叮嘱子女们，不要对外张扬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要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她说，革命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五、家国情怀
1991年3月，毛远志去世后，她的日记和书信被整理出来。这些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她对家国的深深牵挂。在一封写给父亲毛泽民的信中，她提到了1938年在延安初次见到伯父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伯父正在写作，见到她来了，立即放下笔，详细询问她这些年的经历。
她的日记中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1944年，她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曾记录下一次接应地下党员的经历。那天暴雨如注，她在约定地点等待了整整六个小时，终于在天快亮时接到了带着重要情报的同志。
在一本褪色的笔记本里，记载着她1947年在东北期间的一段往事。当时，她在一家纺织厂做工，每天记录下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对革命的支持。有一位老工人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布票全部捐给了地下党，用来为伤员制作绷带。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况。她描述了广场上热闹的人群，飘扬的红旗，还有升旗时的庄严时刻。但在记录这些的同时，她也写道：＂我只是千万革命者中的一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是莫大的幸福。＂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有一个布满补丁的挎包，这是她在延安学习时用过的。包里还保存着一张1939年在延安拍摄的合影，照片上是她和同学们在劳动时的情景。照片背面写着：＂艰苦岁月，永不忘记。＂
她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的革命历史书籍，很多都做了详细的批注。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扉页上，她写下了学习心得；在《论持久战》的空白处，记录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见闻。
子女们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皮箱底发现了一面锈迹斑斑的铜镜。这是她在地下工作时用来观察身后是否有人跟踪的工具。镜背刻着一行小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她的遗物中，还有一沓从未寄出的家书。信中详细记述了她对父母、兄弟姐妹的思念，以及对祖国未来的展望。有一封是写给已经牺牲的父亲的，信中说道：＂父亲，您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正在茁壮成长。＂
整理她的遗物时，人们在一个布袋里发现了几块已经风化的黄土。包裹黄土的纸条上写着：＂延安的土，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这些黄土，是她1944年离开延安时特意带走的。
在她去世前写的日记中，最后一页写道：＂一生平凡，但无怨无悔。能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一份力量，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份日记，见证了一个普通革命者的家国情怀，也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