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张光东:父亲一生坚持“以遂初志,而尽己责”

红船编写 2024-05-08 02:56:49

有一位开国大将,他一生纵横南北、身经百战,是唯一一位定为行政三级的大将;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他一生谨记“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的信念,初心不改,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还被毛泽东称赞为“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他就是开国大将张云逸。

▲张云逸大将

在十位开国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同步,出生于1892年的他,少年时就离开故乡,开启戎马生涯。从同盟会的一员到国民党少将,他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经过战火硝烟的熏陶,立下报国之志,最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将领。

近期,红船编辑部走进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少将的家中,探寻这位传奇将帅的故事。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记忆,谈及父亲张云逸的往事,78岁的张光东娓娓道来。在他的讲述下,一位骁勇善战、为了革命胜利不遗余力,对后辈谆谆教诲的大将形象,如在眼前。

▲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张光东

以遂初志,而尽己责

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头苑镇上僚村,虽然家庭贫穷,但父母对张云逸的教育却特别重视。

张云逸6岁时就被送进私塾受教,发奋读书、勤于思考的他,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期间,他曾因家境贫困被迫中断学业。直至1908年,张云逸在恩师赵士槐的资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

在校期间,张云逸受到学校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同时,他也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切身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因此第二年,17岁的张云逸在时任校长邓铿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

张光东曾感慨道,父亲投身革命的过程几乎和中国近代革命史同步,顺应了社会发展。随后,他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接受辛亥革命的洗礼,在斗争中得到历练。

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在步兵科继续深造。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龙济光驻海南的粤军部队,期间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先后任排长、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军人生涯。

据张光东讲述,1926年7月,张云逸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参谋处长随军参加北伐,协助上级张发奎指挥战斗。“在革命的过程中,我父亲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认识到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对国家和人民有担当,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精神,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后来他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10月,张云逸在王志仁、廖乾吾的介绍下于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

“父亲入党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在主力部队任职,深得张发奎的器重。此外父亲还是同盟会的一员,可以说在国民党中已经有相当的地位,前途无量。可即使这样,他还是放弃了这一切,参加了共产党。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共产党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是否会取得胜利,但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坚持自己的选择。”张光东感慨地说。

谈起父亲入党,张光东不禁回忆起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我曾问过父亲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父亲回答说‘你年纪太小了,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黑暗……’他当时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什么理论,也不是长篇大论、豪言壮语,但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长大后的张光东对父亲当初参加革命的动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是要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光明社会。张云逸曾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

从加入同盟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一直坚持“以遂初志,而尽己责”。

张光东讲起,父亲60多岁时有一次生病,病养好了以后,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久病之后,加上年龄的关系,体力脑力虽不如昔,但应将现有的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以遂初志,而尽己责。”

“父亲用了‘以遂初志,而尽己责’这八个字,表明自己的心愿,这八个字也诠释了父亲的一生。”父亲的选择和坚守,让张光东一直铭记在心,深深地佩服父亲。

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张光东称,父亲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确实曾指挥过很多场战斗,百色起义就是其参与领导的一次重要且非常成功的武装起义。

1928年8月,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归国不久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与张云逸在上海会面。他向张云逸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张云逸去广西,进行兵运工作。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取胜,俞作柏、李明瑞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主政广西。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总司令。俞、李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表示愿意接近中国共产党。6月,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原本中共中央让我父亲到苏联去学习,但此时国内出现了军阀斗争的状态,给我党创造了一个机会,中央想利用广西军阀混战的复杂情况,在那里进行一场革命。于是中央秘密地派了一批共产党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军政系统。当时,中央跟我父亲谈了两次话,让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除了我父亲,还有龚鹤村、陈豪人、李谦等同志也被派到广西。”

张云逸当时是以北伐国民军将领的身份去广西,然后通过广东陈济棠手下的海军司令陈策的举荐,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

“父亲与陈策是同乡,两人有过命的交情,关系很好。父亲和俞作柏此前也见过一面,他到了广西之后,就被任命为军官教导总队队长,后来又兼任警备第四大队队长。我父亲曾讲,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完全是地下单线联系。当时,跟我父亲单线联系的是俞作柏的机要秘书陈豪人,他也是共产党人。只有这条线知道我父亲是为什么来的,要干什么,严格保密。”

张光东称,期间父亲采取了很多办法,迅速掌握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的领导权,把这两支部队逐渐改造成共产党控制的军队。

第一是通过撤换反动旧军官等掌握领导权,当时教导大队的几个营长都是很反动的。张云逸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取消营一级职务,将营长调到大队里当训练处长等,军衔虽然都升一级,但不直接控制部队了。让自己的同志去当连长、排长,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第二是在军队中秘密建立党的支部,发展共产党员,这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当时在教导队连、排都有党支部,大量吸收一些先进青年和先进分子,后期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教导队三分之一都是党员。各级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让那些反动军官在士兵中被孤立,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以身作则,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我父亲自己也讲过,由于他特别平易近人,也善于团结人,所以他在教导大队里的威信很高。改造第四大队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方法,部队成分改变为由先进青年、工农分子组成,所以这支部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部队。”

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之际,百色起义举行。百色城头高举义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雷经天任政府主席。

▲百色起义油画

“当天上午举行了百色起义大会,军队易帜变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给了番号‘第七军’,下午我父亲就到了田东,举行了万人大会,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父亲把苏维埃政府的大印交给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主席雷经天同志。百色起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完全领导、秘密准备下举行的,是我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张光东说。

张云逸在回忆文章中曾描述了当天参加完在田东(当年称恩隆)举办的庆祝大会后乘船返回百色时的感人情景:“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

最后,张光东提到,起义为什么选在百色,而没有在南宁进行,后来父亲在回忆时曾说,如果当时在南宁举行起义,我们的力量是守不住的,只有到农村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起义才会成功。

“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和主席提出来的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敌人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相符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云逸

懂经济的军事家

善指挥、能打仗的张云逸大将不仅军事能力出类拔萃,他还曾被舆论称为 “懂经济的军事家”。

据张光东介绍,在百色起义时,张云逸就意识到要建立政权,组建部队,必须有经济支撑,于是提前就做好了准备。他以右江督办的名义,要求各地的税收必须上交到总部这里来,实际上就是为起义筹款。

“百色起义后,还发布了一个公告,保护工商合法经营,告诉百姓不要害怕,共产党不会没收、抢夺你们的东西,而是会保护你们,这是当时我们的政策。我记得有一次去广西,一位自治区的工商局局长说,他曾陪国家工商局的领导去参观百色起义,他们非常感慨地说,这里的很多政策就是我们现在工商局要干的事情,要管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这是可圈可点的,是一个创新,也体现了我们老一代和我父亲他们的政治智慧。”张光东说。

此后,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期间,张云逸创办了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公司——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前身“新群烟草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伪的封锁,根据地供给困难,新四军战士们常常因为没有烟抽,用树叶、麻叶来代替香烟。张云逸开会时也看到一些战士从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于是他想到可以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新四军四师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入股当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并于1943年3月投入正式生产。

张光东在采访中讲述,父亲张云逸先是派人把这家濒于破产的烟厂盘活,后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再另外建立了一个烟厂,然后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完全把它变成一个股份公司,并生产出了当时名噪一时的“飞马”牌香烟。

“‘飞马’的牌子是在我父亲的坚持下采用的。当时原来烟厂的香烟牌子叫‘神龙’,很多人认为沿用就可以,但父亲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所以他牵头联系当时的《淮南日报》设计商标,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

当时,“飞马”烟大约日产2000箱,每天工厂外都停着马车,排着队等待装箱运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马”烟“改名换姓”后竟走进了敌占区,并非常热销。敌占区的群众给这种烟起了一个暗语:“四爷的烟”,而“四爷”指的正是新四军。新四军以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药品、钢材等急需物品。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抽“飞马”烟。

解放后,除了青州卷烟厂外,济南、徐州等地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至今,上海卷烟厂仍然出品“飞马”牌香烟。

张云逸不光有创造“飞马”牌的前瞻眼光,在后期主政广西期间,其对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做了很多工作。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张云逸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

广西属于最后解放的范围之一,当时经济比较落后,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等都生产不了。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希望上海能对口支援广西。在陈毅等人的安排下,上海的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了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于是大批上海人拖家带口来到广西安家,这对广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社会添砖加瓦是你的责任”

因工作需要,张云逸与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张光东出生时,父亲张云逸已经54岁。虽然对小儿子很是疼爱,但张云逸夫妇却从不溺爱孩子。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说:记住你就是普通人,不要搞特权。所以我从小就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张光东曾回忆,当年全家人从山东定居北京后,有些老同志曾建议父亲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八一小学念书,但被张云逸拒绝了,他坚持将儿子送到离家仅一站地的北池子小学念书。他说:“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让光东多交一些劳动人民子弟的朋友,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对他成长大有好处!”

直到上中学,在学校给的家庭联系表一栏,张光东从来没有填写过父亲的名字,而只写母亲的名字。刚开始张光东并没在意,后来他才问父亲:“其他同学都写父亲的名字,您为啥不让我写?”张云逸回答他:“你就说,父亲经常不在家,管不了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光东后来明白,父亲不让填他的名字,是为了避开自己的身份可能给儿子带来的影响,是不让子女搞特殊化。父亲的教诲一直让张光东铭记在心,并赋予行动上。

▲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与儿子张光东拍照留念

从小在军人家庭里长大,受父亲等老一辈的影响,张光东对部队、战争和战士都非常感兴趣,并从小立志学习国防科技。高中毕业之后,张光东走上了军事之路。1965年,张光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当然父亲也非常支持我。抗美援朝时期,我们的陆军很强,美国攻打没有任何优势,但是美军的海空军占绝对优势。所以我就想到哈军工学习军事科技,希望能打掉美国空军或者海军的一个优势。很遗憾我们这代人没能完成,不过现在来讲,我们的航空工业发展得非常迅速,很多现代化的飞机已经力量很强大了,这是感到很欣慰的事。”

从哈军工毕业后,张光东被分配到总参三部计算机研究所,在那里工作了5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为了提升指挥员的文化水平,他又被送到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学习军事指挥。1984年,张光东被分配到济南军区部队任团长。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调回总参三部研究所,后又到军务部工作。最后,张光东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工作,任副院长。2000年,张光东取得了少将军衔。

张光东回忆道,无论在任何岗位,无论条件有多差,他总是会经常想起父亲对他说过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张光东

在张光东眼中,父亲张云逸不仅是一位风云人物,还是自己的人生导师。父亲虽忙于工作,但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让他受益匪浅,正是父亲的谆谆教导,从小让张光东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

“父亲曾经跟我讲:你作为后辈,将来能够对社会添砖加瓦,这就是你的责任,将来我们国家就像建筑一个大厦,当你最后在为这个大厦出了力之后,你可以看到这块砖是你加的,那你的一生就没白过。”张光东说,父亲的教诲成了自己的人生底色。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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