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倡导的所谓“三权分立”等分权制衡的施政举措，大家其实也别太过于迷信，说得那个一点的话，这手法还真是我们的老祖宗玩剩下的，只是说，老祖宗们后来发现这玩意儿的效果委实不太好，这才没有认真地继承下来。公元963年，即宋太祖赵匡胤在位的乾德元年，宋军一举平定荆南、湖南两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和湖南）。平定下来后，为了保持两地的基本平稳，宋朝留用了原来两个地方割据政权的州刺史等地方官。但为了保持中央朝廷对这两个地方的有效控制，宋太祖还是派出了贾玭（发“贫”音，蚌珠的意思）等朝官为湖南、湖北的通判。这个通判的职务，最初并不是北宋一个州的副长官，实际上是各个州的监察官，用于监督原任州长官的。后来，这就成为了北宋王朝初年的一个惯例，通常新征服地区都会设置通判一名。

这些通判虽然是宋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但是他们既不是地方的二把手，又不是州长官的下属官员，就是朝廷派过来监视原任官员的。所以，一来二去之后，这些通判就与原来的州长官产生了很多纷争，当他们与州长官顶牛时，说到激动的时候，往往就会蹦出来一句：“我是监州，是朝廷派我过来监视你的（你最好悠着点）。”进而导致州长官所有举动都备受牵制，很多时候直接就妨碍了朝廷的政令畅通。不仅如此，有些通判甚至将自己视为高于州长官的官员，常常会越权行使职权，使得政出多门，颇多谬误和掣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乾德四年(公元967年）农历十一月，宋太祖颁布诏书，称设置通判是为了“本期共治，必冀分忧”，意思是想要通判帮助州长官管理好本州事务，岂料“与长史互执事权”，各说各算，其中有的人甚至“或徇私而为党，或专欲而自强，多致忿争，动成逾越”，于是宋太祖要求，各地方“事无巨细，须长史、通判签议连署”，即各方面都要签字到位，一项政令才能付诸实施，从而约束各州长官与通判各自为政的行为。这就相当于用诏书的名义确定了州长官和通判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样做的效果是，两者之间更加的扯皮推诿，互为掣肘，搞得很多地方更加不知道怎么做事才好。于是，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朝廷再次诏令明确，要求各地“公筵”（公卿高官或官府的宴会）时，通判坐在州长官的下首，这才在正式文件上明确通判为各州的副长官。由此才解决多头执政，互相扯皮打架的情况。其实不仅对地方官的设置进行了“分权制衡”，宋朝可以说是将分权制衡的施政措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王朝，仅仅这个王朝的宰相职权，就被分离得细致入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官员，实际上都在某一方面承担了宰相的职能，其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正宰相，参知政事是副宰相，枢密使是军事宰相，三司使是财政宰相。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宰相们的下面还进行了分权，比如三司使这个财政宰相，一度他的职权就被划分为盐铁（管盐铁专营）、度支（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户部（掌户口及赋税）等三部使，分案分线办理事务。但后来因为各线各自邀功，而且“文符互出”（文山会海，还互相打架），搞得各地无所适从。最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还是重新恢复为了一个机构，这才解决了大问题。

宋朝的这种“分权制衡”，还存在一个最大的危害，即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冗官冗员冗兵最严重，行政开支最庞大的一个朝代。-怎么说呢？分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互相监督、相互制衡的目的，使得各条线都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也不至于某一个部门权力过大。但这其中却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比如上文中所说到的各自邀功、相互扯皮打架，还有政出多门、让人无所适从的诸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既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央政令的上下通畅和令行禁止。我们现在常常能看到一个西方国家存在的巨大问题，就是修筑某一项工程时，西方国家往往要延续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完成之前的所有程序都需要经过复杂且多头的审批流程，这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绝对是一种灾难。实际上来说，这也是分权制衡所带来的弊端。

当然，你也可以说，西方国家慢则慢矣，但他们不照样够发达吗？这一点是需要说清楚的，他们工作效率的低下，并不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他们之所以领先于世界，之前两三百年打下的基础很重要也很复杂，如果要总结一句话的话，那就是他们现在的发达，是在无比奢侈浪费地消耗之前那两三百年抢掠全球的红利，与现在他们“三权分立”下的分权制衡所导致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要过度迷信于西方国家现有施政体制下的一些举措，这些暂时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是用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血汗所堆积起来的，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强大，他们的这种优势一定会逐渐衰弱并至最后消失。而对于我们第三世界来说，公平和效率都是需要兼顾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来说，效率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第三世界的我们不具备西方列强的前两三百年基础红利。